2026年5月28日14:00，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2026年校庆学术报告会第四场“历史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专题报告会在光华楼西主楼2201会议室举行。报告会由段伟教授主持，王振忠教授、朱海滨教授、段伟教授、邹怡教授、王哲副教授五位老师依次作学术报告，校内外师生数十人与会参加。

校庆报告会现场

王振忠：徽州府之后：新见1950年中和街调查档案的学术价值

王振忠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徽州府之后：新见1950年中和街调查档案的学术价值》，首先解释了“徽州府之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两层含义，接着简要概述了徽州府城的发展脉络和空间布局之嬗变，以及明代至民国时期外来文人及回乡展墓者对徽州府城的观察和纪录，进而指出：这些资料所记录者多属走马观花式的碎片化史料，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公藏档案中的一些统计数字，虽较明清时代更为详细，但仍然是面上的资料。中和街是旧徽州府城（今歙县徽城镇）上的一条繁华街衢，1950年对于该街的调查极为翔实，每份表格皆详细记录了店铺主人、家属、伙计的年龄、教育程度、迁自何处、资金规模、种痘与否、1949年前的政治背景等信息。他列举了1950年7月1日有关唐益隆合记酱园酒坊的调查案例，并结合当地文史学者的相关访谈，勾勒出此一著名酱园之盛衰递嬗。此外，中和街上的老胡开文墨庄、老胡开文正记墨店、仁山氏老胡开文墨庄，则反映了“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传统经营策略。歙县刻工以虬村黄氏最为著名，明清时代黄氏刻工活跃了数百年，前后涌现出了不少著名刻工，在中国出版史、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在这种职业传承的背景下，直到1950年代，中和街仍有来自虬村的黄立本堂刻字店。与此同时，富文堂书纸文具、黄吉刻字摊之主人则来自毗邻的歙县潭渡，云山人相命馆开设者为歙县长陔毕姓，这些人亦各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类似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但中和街的这些调查，显然与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有关，此次摸底也为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基础。这类详细史料直接反映了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折射出新中国对于城市治理、改造旧政权基础，已有一套颇为完整的工作经验。而就学术研究而言，由于该批资料具有相当的规模，关涉传统与现代的诸多侧面，对于研究20世纪中叶以前徽州的城市史、人口史和移民史等，皆有着颇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朱海滨：宋代以来温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其人文背景

朱海滨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宋代以来温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其人文背景》。朱老师首先介绍了温州地区的各类民间信仰。一是本地传统神祇，指宋元以前已在温州盛行的神祇，如龙神、城隍、东瓯王、平水大王等。二是外来神祇，指宋元以后从外地传入温州的神祇，如东岳大帝、五通神、天妃（温州本地信仰最多的女性神却是陈夫人和马夫人）、胡公、关羽、文昌帝君等，这是各地相互交流的结果。三是本地新兴神祇，指宋元以后温州新出现的神祇，如温琼(温元帅)、本土海神三港大圣、林三益及明代中叶以后兴起的杨府爷信仰。其中温琼信仰扩散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然后分析了这些类型的民间信仰得以兴盛的人文背景因素。第一是区域经济开发的加速与民间信仰的繁盛：南宋时期温州海上贸易高度发达，加之区域经济开发加速，东南沿海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民间信仰随之繁盛。第二是道教与民间信仰互动：宋代以后道教参与民间信仰，许多神明被改造为道教神明。第三是国家政策的引导与儒家文化向民间信仰领域的渗透：宋代以后一些儒家思想观念渗透到民间信仰领域。第四是海上贸易的兴起与海神信仰的流行：海上贸易是宋代较之前最大的变化，促成海神信仰的流行。第五是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和移民活动促成了民间信仰的相互渗透：宋代以后温州与外地人员往来频繁，促使与其他地区信仰元素的互通互融。最后总结道：宋代以来温州增加的许多神明信仰有的是外地流入，有的是当地信仰，但绝大部分是宋元时期的，即便是明代中期才开始繁盛的杨府爷信仰，与宋元时期海神信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明清时期温州的民间信仰总体来说只是宋元状态的延续而已，并未发生文化本质的巨变。

段伟：何以三线？新中国国家空间治理政策的形成

段伟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何以三线？新中国国家空间治理政策的形成》。段老师首先回顾了前人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研究，即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既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又同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关，指出还可以从毛泽东的战略家思维及战争生存逻辑角度剖析。三线建设不仅是应对即时威胁的措施，更是基于长期战争准备和国家生存安全的战略性备份。美苏核威慑背景下，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及沿海城市处于潜在打击范围内，毛泽东意识到，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常规战争也可能摧毁大部分工业企业。他将井冈山时期“农村包围城市”及《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想应用于战备防御与经济建设布局，强调后方基地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建立远离前线、不易被打击的工业体系。当时领导层已预见和平时期可能存在的资源闲置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备份”成本。若战争不发生，这些设施仍可用于经济建设；若发生战争，则是国家存续的关键。三线建设背景下国家空间治理由此产生调整，大三线区域从云贵川扩展。小三线建设地区与战略空间也有很大关系：上海小三线以皖南为主、江苏小三线也有部分在皖南、北京小三线在河北、山西，这些与军区协调指挥有一定关系；与大三线相比更多体现出局部地区的战备功能，经济功能相对较少。同时指出有关三线建设的报道很少但外界并非毫无知晓，比如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关于中国在1964年末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地为可能爆发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做准备的报道，1966年台湾省对沿海地区的三线建设亦有感应。报告还认为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战争的时间估计对于理解三线建设有所帮助，是三线建设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通过阐释“三的空间治理思想”，指出结合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的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1947年吴尚时关于中国地势三个阶梯的分析，三线建设的重心正是将地势第二阶梯与胡焕庸线结合起来的交叉地区，具有重要的战备价值。

邹怡：江河之枢：钱塘江过塘行研究

邹怡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江河之枢：钱塘江过塘行研究》。邹老师首先明确因杭州地处天目山北段尾闾，钱塘江与大运河和江南水网不能直接相通，行船需翻塘过坝，进而引出钱塘江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过塘行。接着指出前人多利用过塘行船票等文书探讨钱塘江水路商贸，而过塘行本身的历史尚不清晰：1931年的调查模糊地说过塘行在同治之前出现，但现存过塘行的相关文书以光绪至民国年间居多。爬梳史料后发现杭州的水环境具有西南高、东北低的特征，从水利上考虑需筑塘以抵御钱塘江潮，做坝以截留西湖溢水，因此明初出现闸坝官，弘治以后转型为民间夫头，并开始为过境船只提供换船、住宿、中介、报税等服务。崇祯时出现“过塘主人”，但还未见“过塘行”这一名称。这与明末清初钱塘江下游主泓从南大门转向北大门，江岸饱受涌潮冲击，尚未稳定有关。从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经过密集的工程建设，这一段钱塘江的石塘方才稳定。此后，塘外涨出沙滩，上游运来的木材拖塘交易，过塘行可推测大体在乾隆中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并有嘉庆初年“向有”余锦洲过塘行、嘉庆三年（1798）嵊县告示碑明确提到“过塘行客往来”等旁证。报告最后梳理了过塘行没落的过程。一是交通的变革：随着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年江墅、沪宁、沪杭铁路的相继建成，过塘行在杭州下游的水运逐渐被铁路取代，1933年徽杭公路建成，过塘行在杭州上游的水运逐渐被公路取代。二是战争的打击：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阻碍了钱塘江上游与江南地区的客货往来，过塘行业务受到极大影响，至1941年时只剩3家；战后虽恢复，但过塘行作为一个独立行业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消融至从事水运转铁路业务的转运公司。

王哲：近代中国邮政微观运行实态——兼论如何读懂二档馆藏邮路排班表

王哲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近代中国邮政微观运行实态——兼论如何读懂二档馆藏邮路排班表》。王老师先是通过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交代研究背景，然后解剖一南一北2个邮路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长江流域信划子的竞合生态”。晚清四川邮政解决人员问题（揹信伕头）后，又开始模仿民信局的信划子（民信局在长江中上游所使用的小型中式木船），信划子至多配备2名船夫、用完即卖、船夫则“水去陆回”。以此说明发达地区的邮政体系倾向于通过嵌入地方商业体系来实现邮政功能。第二个案例是“毛乌素沙地邮路的极限运行”。该地原是邮政真空地带，抗战胜利后札萨克旗—东胜邮路的开辟实现了蒙古高原与关中平原邮政的通达，标志着国家对该区域的认知已从视而不见的荒野沙地转变为值得经略的“边疆”。通过解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平邮区邮路详情表》(1945—1948)，绘制“逐日昼夜兼程”邮路运营实态排班表，发现其精确性到了略显残酷的程度：看似充裕的休息时间实则是系统为了维持昼夜兼程带来的巨大生理、心理消耗而留出的最低生理恢复期，邮差必须在休息时间内完成洗漱、进食、睡眠、整饬装备、归集邮包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延误。以此说明边疆或空白地带的邮政体系更多依赖行政设计和严酷的运行纪律。最后总结：近代中国邮政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中，不断调整运行方式而逐步展开的过程。并通过与近代英、法、美邮政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看出中国邮政因地制宜采取的双轨并行模式，这证明近代中国在进行国家基础性权力建构时，兼具极强的策略弹性与向边疆强行渗透、穿透的坚韧意志。

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同学就各位老师报告的主题进行提问并展开讨论。报告会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