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优秀奖（人文社会科学）正式揭晓，本所杨煜达教授主编的《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下简称《地图集》）荣获二等奖。同年8月，中国测绘学会科学技术奖揭晓，《地图集》荣获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金奖。

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时期极端气候灾害分布与变迁的历史地图集，《地图集》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系统地利用了正史、方志、档案、文集、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包含的旱涝信息，分区域识别公元1000年以来发生概率为10%（即“十年一遇”）的极端旱涝事件，将其表达在地图上。在千年尺度上，实现了区域极端旱涝事件的均一识别，收录旱涝数据达12万余条，绘制极端旱涝年份图达433幅。

融合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中国智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周恩来加强气候研究的指示下，中央气象局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气候变迁学术研讨会议。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下称《五百年图集》）为代表的“会战”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以地图形式呈现历史气候研究成果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随着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和整理的进步以及学界多年研究积累的提升，《地图集》在《五百年图集》的基础上有了显著进步。

首先是研究时段的扩展。时间跨度由500年扩展到了1000年，起点从1470年（明成化六年），提前到了1000年（北宋咸平三年），向后延伸到2020年。由此带来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不同时代资料遗存丰度的差异成为团队需要解决的首要挑战。一般来说，年代越久，时间越早，能收集到的数据越少，总体质量越差。《地图集》根据不同时期资料遗存类型和数量的差异，以旱涝事件发生的概率密度进行筛选，构建了正史体系与方志体系史料间及与器测资料间可以比较的平台。

其次是研究精度的提升。中国历史文献遗存的气候变化信息具有“记异略常”的特点，即倾向记载气候灾害而忽略记载平常年份。针对这一特点，《地图集》在继承五级旱涝定级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通过统计手段，检验史料留存丰度的突变点，划分不同的研究时段，据此制定符合史料记载特点的不同定级标准：只有“蝗”没有“旱”，一律不做干旱的评级；只有“雨雹”记载的一律不定级……通过这些方法上的创新，《地图集》对极端旱涝的判断更为合理。

最后是地图编绘的创新。《地图集》增加了站点分级设色的表达方法，优化了旱涝等值线的表达方法。受限于时代技术条件，《五百年图集》在旱涝等值线的编绘上采用经验绘制方法。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图集》采用了径向基函数（RBF）插值法对站点空间数据进行计算生成等值线。在计算过程中，变站点城市法为站点区域中心法，自然更符合历史记载的本意。不仅如此，每幅区域旱涝图均有图说，简要说明该年份不同区域的降水及灾害情形、社会影响，并给出当年全国的降水格局。这对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灾害情形有帮助。

“有组织科研”，三代复旦史地学人接力之作

《地图集》研究的进步，离不开学术界多年以来对于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张德二先生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为代表的气象、旱涝史料整理成果，给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本所研究团队多年的学术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满志敏教授组织本所同仁翻阅古籍集体完成的3万余张资料卡片，涵盖元以前的各类历史文献。在当时没有相关数据库和数字化文本的条件下，复旦史地学者一页页翻检原书，一条条抄录在卡片上。在系统收集利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地图集》在1000—1469年间新增了11312个站点有效旱涝数据，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在1470—1949年间与《五百年图集》相同的120个站点，《地图集》新增了5459个有效旱涝数据，新增数据占比达到9.48%。

《地图集》得到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葛剑雄先生，著名大气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张人禾先生作序。《地图集》的编绘也离不开复旦史地“有组织科研”的传承与支持。《地图集》编绘的想法在萌芽之初，就得到邹逸麟先生的支持。作为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重要助手之一，邹逸麟先生就底图选择、史料核对等编绘原则的指导，为《地图集》的编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张修桂先生则对古今政区沿革等方面提出重要指导意见，满志敏教授则从历史气候变化角度为地图编绘提供了更多细节指导。

《地图集》的编绘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千年来中国重大灾害性气候事件与社会应对机制研究”、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自然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球变化研究及应对”专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过去千年中国区域极端气候事件与中华文明时空进程”、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项目“历史时期重大灾害性气候事件重建及社会响应机制研究”等多个研究项目支持，并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重大选题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历经十余年不懈坚持，复旦史地所三代学人集结智慧、通力合作，使《地图集》得以付梓。这既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建设高质量学术成果转化，也是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具体体现。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贯彻历史地理“有用于世”

“环球同此凉热”，没有什么是比气候是更具全球性的问题。而气候科学研究应当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于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作为一个旱涝灾害频发的国家，如何对前器测时期极端旱涝事件的发生规律展开系统性研究，深化我国极端旱涝事件成因机制及未来发展趋势认识是编绘《地图集》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而在第55个“世界地球日”之际，《地图集》的发布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与中国智慧。

《地图集》从千年尺度横跨中世纪暖期、明清小冰期、现代暖期三个重要冷暖时段，对全面理解中国极端旱涝时空演变规律具有重要价值。而中国疆域辽阔，降水空间差异大，分区域来识别极端旱涝事件，更契合中国旱涝气候的实际状况，也对现代极端天气气候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具有借鉴价值。

目前，《地图集》已被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气候中心等部门采用，应用于防灾减灾工作和研究中。此外，《地图集》可为历史、地理、气象、农业、水利、生态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支持，还可服务于相关学科的教学以及社会的科学普及工作。

不仅如此，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智慧”，《地图集》正走出国门站上世界舞台。目前，《地图集》已授权美国出版公司英文版权，将译为英文在国际公开发行。2024年9月，在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访问复旦大学之际，校长金力院士将《地图集》作为来自复旦的特殊礼物相赠。这体现了复旦历史地理学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全球变化贡献中国智慧的努力。

《地图集》的出版为推进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提供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窗口。目前，杨煜达教授组织的文理交叉研究团队正投入到全新反映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综合社会后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的地图集编绘中，以期为中国历史时期的重大气候灾害事件与社会应对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