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 2013-09-25
如果要从湖南的地域文化中分辨出一重性别色彩，相信所有人都会深深地感觉，那实在是一种极富阳刚之美的文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篇。寥寥六言四句，道尽了湖南人的本色。
近代以来，只有湖南有这样的人物。也只有湖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在谈论湖南文化时往往也会提到另一句话：湘女多情。
最容易让人产生这一联想的当然是湖南有一个地方叫桃花江。上世纪30年代黎锦晖创作的一曲软软的《桃花江》，简直让它成了美人盛产之地的代名词：
我听得人家说——
〔白〕说什么？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呀，比不上美人多！
〔白〕不错呀！
果然不错。
我每天都到那桃花林里头坐，
来来往往我都看见过——
……
黎锦晖先生出自著名的湘潭黎氏，他以湖南的地名写出来的作品，在一般人看来，总该是有点凭据的吧？
偏偏这首歌流传那么广。在激奋人心的抗战歌声响起之前，它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
由于它长期被摒弃的缘故，笔者少年时一直没机会看到《桃花江》的歌词。然而正是这样，它也就一直令人感到好奇。
记得大学里听那些成熟的学长们谈论美女，无论何时何地，桃花江三个字总是能勾起他们某种特定的眼神。
当然不光有桃江。民国时期湖南有一句流传甚广的风土谣谚：
湘潭木屐益阳伞，沅江女子过得拣。
“沅江”一作“益阳”。
当然还不光是益阳一带。民国军政要人李宗仁先生直到晚年，还在回忆录中津津乐道他年青时观察到的湖南南部的女性风俗。那是1916年，他第一次随部队越过南岭从广东北上，一过湘粤交界的坪石，便觉得风土人情大异：
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都是天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
此情此景，当然令人感慨殊深。以至于其审美观霎那间便发生了转变，回去时，反觉其“朝于斯、夕于斯”的本乡文化难以适应：
归粤途中，进入湘粤交界的乐昌县时，陡见妇女完全天足，在山上和田野中工作，有的挑着担子，在路上横冲直撞，类皆面目黎黑，汗流浃背；以视湘省妇女的白暂细嫩，举止斯文，真有霄壤之别。骤看之下，颇不顺眼。
而尤其让李老先生终身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小插曲。进入湖南不久，在安仁、攸县的交界地带他作战负伤，于是被抬着送往后方：
当晚宿在一伙铺里。铺主人有一年方二八的掌上珠，她听说我的勇敢，转败为胜，乃自动替我包扎、烧水、泡茶，百般抚慰，殷勤备至。当我翌日离去之时，她似乎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令我感激难忘。湘女多情，英雄气短，这也是受伤后一段颇值得回味的故事。
很可惜，这一故事到此也就嘎然而止，没能衍生出更多的罗曼史。不过倒确实应验了“湘女多情”的口实。
可是，如果我们纵观历古，恐怕是很难得出“湘女多情”的印象的。
不仅很难说“湘女多情”，自古以来，湘江流域的女性简直就很少在历史上露面。
号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古典美人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杨贵妃，无一出自湖南。其中出自南方的两位，西施是越人，老家在今诸暨、萧山一带；王昭君家乡离湖南稍近，在三峡秭归，湖北人。
秦汉时期，美女是河北平原的特产。《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描写中山、赵一带的风俗是：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一个地方的风气竟至于如此被写进国史里，古往今来，好象也只有当时当地。
南北朝时期，号称“佳丽”之地的颇不少。梁简文帝有句云：“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陆琼则称“临淄佳丽地”。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形容江南，如谢朓所云“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而入唐以后，“佳丽”几几乎已成为江南的专利。王勃有“吴姬越女何丰茸”之叹，杜牧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之咏，就连号称“诗史”、一般人心目中未免几分道学气的杜甫亦有“越女天下白”之评。
宋代以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传说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引得金主起投鞭渡江之志。无须说破，令他无限向往的还有荷花深处那无数的“嬉嬉钓叟莲娃”。
明清以降，扬州的瘦马、苏扬的名妓天下闻名。而北方，则是“大同的婆娘”在明代号称天下三绝之一。
可以说，直到民国年间一些女革命家、女作家、女艺人出现之前，湖南的女子就很少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那么湖南的女性都在做些什么呢？
她们在辛勤默默地劳作，相夫教子。甚至，她们比男性承担得更多、付出得更多。
也许人们都记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载楚越之地“呰窳偷生”，又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两句话表面上都是对当地男性的评价，“呰窳偷生”指的是一幅材力短弱、病殃殃的样子，而“丈夫早夭”则分明指该地域的女性并无异常。既然如此，那些活计主要是谁做呢？
类似的记载一直不多见，直到北宋，《岳阳风土记》中才有一些具体的资料：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赘，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这当然是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残余。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不过讲良心话，虽说看起来是“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实际上当时该地的女性也绝不容易，并无机会坐享清福：
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诋诮。衣服之上以帛为带，交结胸前后，富者至用锦绣，其实便操作也，而自以为礼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擒纵时所结，人畏其威不敢辄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鼎澧亦然。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等本事，也不可能引得堂堂七尺男儿去上门作赘，且“无复悔怨”。
资料中只讲到巴陵、华容以及沅水下游、澧水流域，笔者相信，当时整个三湘四水间应该都差不多。因为从民族分布、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与南方土著民族相关的一些较古老的习俗都是从北逐渐向南推移的。当时四水下游地区如此，其中上游不会例外。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曾动情地讲述他家乡的妇女生活习俗：
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笔者深信，这一习俗在历史上曾长期、普遍地存在于沅湘之间。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于儒家文化的涵濡同化，湖南的女性被逐渐引入裹脚、主内的轨道，或可称之为向闺秀化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大规模的江西移民入居之后的事。
但即便如此，由于地域经济水平的限制，湖南的女性仍需要承担大量的劳动。光绪《耒阳县志》描写其风俗云：
女服事乎内，主中馈，勤纱绩，工缝纫，操作不缀，无论贫富大都类然。
而同治《临湘县志》甚至讲当地的妇女：
且有插秧荷草、刈蒿萎、披荆棘者。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子，应该是不会太多情的。即使要多情也不会有足够的闲暇和心境。如果说，粗糙的生活还不足以磨灭她们多情的天性，那么，更应该成为她们标记的是她们身上的另一种性格成分。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道：
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的确，与其说多情，还不如说倔强更能显现湖南女性的性格特色。
无独有偶，著名女作家白薇的评传中，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存在：
碧珠的母亲，性豪爽，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又象湖南农村一般妇女一样，十分勤劳，亲自种菜，挖土，耕山地，料理果园，养猪，碾米……内外总管，集于一身。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到“倔强”二字，但其中“倔强”的底色仍很显眼。谓予不信，请看小碧珠长大后的表现：当她历尽艰辛从虐待她的婆家逃出来，跑到衡阳、长沙去念师范，毕业前她父亲为了让她回家，花钱请学校的教工将她严密看守，并且将她的行李搬走，她硬是从厕所的出污口逃出，凭着同学凑集的五块多钱，只身逃到上海，后来出洋。
常言道，找媳妇看岳母。谁说白薇的这番表现，不是得自她母亲的遗传呢？
当然，除了母亲的遗传，还有隔代的。《白薇评传》中还说：
祖母赵翠兰的思想启蒙和父亲黄达人的言传身教，给黄彰这个从小经历了各种艰苦锻炼的少女，培养起一种勇敢向上、貌视传统的叛逆精神。
所谓“勇敢向上、貌视传统”，无疑是“倔强”的最到位的解读。
岂止一个白薇。丁玲，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女作家，又何尝不如是？
作为一个大作家，丁玲得到的评论已堪称无数。在笔者读到的评论当中，当以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最为深刻：
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
实在是耐人寻味，王蒙竟然在“多情”之前也用了“倔强”一词。这之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思考：
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楚呢？谁能说，丁玲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没有她本人的性格元素呢？谁能说，她本身的性格不是来自于湖湘间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呢？
丁玲在作品中表白道：
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人……
恐怕没有人能不承认，这何尝不是丁玲的夫子自道！
又何止作家。王人美，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年以后与著名国画家叶浅予重组家庭，按说两个艺术家生活在一起，又都是社会名流，这样的组合总该是温情脉脉、和和美美吧？然而不尽然。叶浅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婚姻生活时，给王人美的内容题为“磕磕碰碰第五课”，其中对王人美的性格的感受是：
她的性格急燥，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
实在是妙得很，这一位的性格又是一个“强”字。
那么，让我们回到起点，“湘女多情”的口实又是怎样来的呢？
征诸文献，“湘女多情”的“湘女”起先并不是指湘江流域的女性，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传说中的娥皇、女英。
关于娥皇、女英，有一个起源甚早、流传甚广的美丽传说。
她们是尧帝的二女，舜帝的二妃。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疑；二妃前来寻夫，竟哭死在湘江边：
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述异记》）
她们死后成为湘水之神，号湘君、湘夫人。为了纪念她们，洞庭湖中的君山上建起了一座湘妃庙。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从唐代开始，很多人将“湘妃庙”称为“湘女庙”。既如此，“湘妃”也就被称作“湘女”。
李白《望夫石》诗云：
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
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将“湘君”、“湘夫人”、“湘妃”称为“湘女”的诗篇。
从那以后，以“湘女”形之于诗的不胜枚举。如元代的陈孚有句谓：“染竹痕深湘女泪”，而明人张昱有句云：“江上数声湘女瑟，烟中一曲竹枝歌。”
当然，如同所有文人墨客的咏古诗一样，那些描写湘女的诗意大多很陈腐。而真正让人感同身受的还是毛泽东那著名的两句：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不仅因为作者是湘人，更因为诗篇中包含着作者的真情、血泪。
饶有意思的是，以往讲“湘女”的，大多只突出她们的“恨”。不知是觉得对于她们这样的身份，称之“多情”不大合适，还是觉得既已如此，其多情自在不言中？
曾几何时，“湘女”的“湘”被人们从“湘妃”的“湘”，一变而为“湘江流域”的“湘”，再变而至于“湘省”的“湘”，于是乎有“恨”也就单单地成为“多情”了。
这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事。毕竟，澄碧的湘江的哺育出来的，无论男女，大多是性情中人。
愿从今以后的湘女不再有恨，永远多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