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进路中，部门研究不成问题，反正就某一个文化要素与空间的关系深入下去就是；断代研究和区域研究则比较麻烦：一个时代、一个地区那么多文化现象，到底该研究什么好呢？这个麻烦说俗气一点大体相当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可是不尽然。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1983年曾引进一本台湾学者的作品，题名《中国文化地理》。那本书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成系统的理论，只是传递了这么一个学术信息：原来“文化”也是可以“地理”的！真正给我们带来一整套理论的是稍后王恩涌先生的《文化地理学》，这本书在它正式出版之前就曾以油印本的形式流通过，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学者发明的一套主题研究学说，将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定义为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以及文化景观五大主题。这套理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的文化地理学界仍占有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

      这套主题研究的办法确实很管用。用它一套，一切现象都可以纳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只是对于断代研究或区域研究来说，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套主题研究理论说到底只是一种方法论，并不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如果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来，历史地理中的断代研究也好，区域研究也好，实际上都属于区域地理，只是区域的尺度有所不同而已。区域地理有一个本质的要求便是它的综合性，即，首先必须揭示区域内的整体面貌、主要特征，然后再就每一特征进行深入探讨，一切都须围绕着一个统一的目标。既如此，对各种文化要素一视同仁、等量齐观是不行的。否则便只是特定区域内的部门地理或部门地理之和，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地理。

      与人文地理其它分支相比，文化地理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与历史的关系特别紧密。因为文化之所以成其为文化，就在于它已成为一个传统。与历史不怎么有关的文化现象当然也有的，但地理学者仍较多地关注其中的差异性，而这差异性的形成仍与其历史传统有关。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对文化地域差异的思考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文化”包含着价值判断，它意味着某种发展程度。一提起文化的地域差异，人们的意识首先便是“别华夷”；设若都是王化同风，那便要比较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下，诸如各地所出文化人物的多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占地位如何，等等。此外虽然也会注意到乡俗的不同，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往往也要评骘其美恶。例如祠祀有正、淫，方音有正、讹，风有淳、漓，地有善、互，都是同一观念的逻辑延伸。

      而在西方，“文化”更多地意味着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由于缺乏可资共享的价值体系，审视文化的地域差异主要便在于类型的区别。如语言、宗教，各地的文化形态从谱系上可以分析出亲疏远近，却无法评判其高下优劣。

      这两种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学中，便是关注的内容迥然不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文化地理学都是探讨各地的文化面貌，

而从建国前起我们一直有一个本土的传统便是关注各地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诸如各地所出文化人物的多少等等。这两种理念在当今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都深有影响，却一直没有人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后者，有人名之曰学术地理，有人称之为教育地理、人物地理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它与方言地理、宗教地理等前者范畴内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则不知所措。

      我个人认为，可以将“文化水平”和“文化面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前者可以设定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如文化人物、文化成果、文化设施等等；后者则主要讨论其区域分异，诸如方言、宗教、风俗之类。这两个问题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目标，因而其资料的获取、处理手段及问题的展开方式也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可以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建立起一些核心的学术概念。

      提出这样一种考虑，我并不是想以此来限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创新，恰恰相反，我希望它为历史文化地理的进一步创新铺平道路。目前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不妨说，这一领域目前仍处于草莱初辟的阶段。将来除了在具体的研究技术方面需要持续推陈出新，还有一些方向性问题值得我们不断警醒。

      其一是应密切关注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是交叉学科研究具备足够水准的基本保证。按以前的讲法，历史文化地理是一个由历史、文化、地理三个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很多人以为即便其中一个方面不行，剩余的那两个方面或许还可以。譬如说，假使历史不行，出来的总归还是文化地理；对地理缺乏了解，也许还可以算文化史；而对文化本身知之不多，仍不妨视之为历史地理。我们必须郑重强调，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历史文化地理实际上是一个由历史、文化、地理三个座标轴构建而成的三维研究领域。就是说，它必须同时在历史、文化、地理三个座标轴上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缺乏任一座标轴的支撑，这一空间都不可能建立。

     其二是应注意从资料中提问题。一般说来，做研究的程序大体有两类，一种是命题作文，即先有问题而后展开研究；另一类正好相反，是先有资料、然后从中提炼出问题，再加以分析、讨论。前一种做法当然是多数，但就历史文化地理而言，具体操作起来往往很难。要害的问题便是资料，个中苦衷往往是其它领域、其它专题研究所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资料的分布极度零散。除了宗教的资料有些相对较为集中之外，其他大多是散布在各种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如果专为某一专题去查找资料，有时简直不知何从下手。正因为如此，对资料的总量事先不可能有较为准确的估计。有些问题尽管本身非常重要，个人也可能有很好的逻辑构想，但如果最终缺乏足够的资料，一切的努力都将是枉然。

      偏偏历史地理学对于资料的要求特别高。一般情况下，做文化史研究的只要能展现文化发展的逻辑过程，对于资料的空间位置往往不需要特别在意。与之相仿，做文化地理研究的对于资料的空间分布非常敏感，对其时间相位却不在乎。而做历史地理研究需要将文化史和文化地理两种要求结合起来，它不仅要求展示时间变化、还要求能呈现出空间差异，其受资料制约的情形可想而知。

      考虑到这种处境，研究历史文化地理有时需要采用这样一种程序：首先带着有关理念将有关的史籍通阅一遍，将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按专题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往往可以发现一些事先意想不到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或许只存在于那段时间的那一个地域。这显然是历史文化地理有以区别于现代文化地理的立足之处。

      中国的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也有不少领域在引进西方的理论之后，又从本土的经验事实出发进一步拓展了既有的理论。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很有限，但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资料，希望有朝一日能从本土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提炼出一些较有规模的问题和理论，为整体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