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天津港的开埠虽然在形式上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但其客观内容却是直接地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带动了腹地农、牧、工、商业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腹地经济市场化与外向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农、牧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使腹地的整个近代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也为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示。

The Great Influence about Tianjin Port’s Opening to its Hinterland’s Economic Changes

WU Song-di FAN Ru-sen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

Key Words: Tianjin；the port opening；hinterland；economic changes；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y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ianjin Port’s opening was passive in formally, but it had accelerated Tianjin Port and it’s hinterland approach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objectively. These things brought along great changes of the hinterland’s domain structure in agriculture, pasturage, industry and commerce；got the hinterland’s economy went to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mproved most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 employment frame and income state；and made the hinterland’s whole modern economy got a good progress. This conclusion will provide a example for the whole country’s economy modernization studies.

一、 引 言

      长期以来，开埠后的天津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地关注。 1909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组织人编写的《天津志》（侯振彤中译本名为《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出版），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吉野美弥雄著的《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こせる北支那の物产》（应该好好利用的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物产，大阪三岛开文堂，大正十三年＜1924年＞发行），30年代方显廷著的《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4年版），40年代李洛之、聂汤谷合著的《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印行），90年代以后罗澍伟主编的 《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姚洪卓主编的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20世纪50-60年代有王怀远的《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1—3期连载），90年代有陈克的《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城市史研究》，第2辑，1990年）、张利民的《试论近代华北的棉花运销系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等等，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樊如森的《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社科＞，2001年第6期）、《近代天津外向型经济体系的架构》（《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等等。所有这些论著，基本上阐明了近代天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进出口商品种类与数值的变化、天津在全国外贸中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天津港与其腹地间的物流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从而为天津港及其腹地经济变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上述研究对于天津港影响其腹地经济变迁的具体过程、表现与程度等方面，还缺乏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徐永志的新作《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多方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了天津开埠通商对津、冀社会变迁的作用，详尽地探讨了天津开埠对其直接腹地——河北地区经济变迁的影响，揭示二者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是迄今为止探讨天津开埠对华北影响的最为全面的研究著作之一。然而，天津开埠对其腹地的影响是极为深远和广泛的，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而且，天津的腹地范围极为广阔，远远不止河北一省。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天津港的腹地，必须将视野放大到华北、西北以至东北诸省。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天津开埠给腹地经济变迁的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客观作用，以及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①]。

二、天津开埠前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清代前期，北方地区的商品经济尽管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就其整体发展水平而言，游牧区依然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农耕区的自然经济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一状况，已为学术界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所证实。

      东部沿海的山东和直隶因自然条件较好，交通相对便利，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据许檀先生研究，19世纪中叶，山东粮食作物的商品率至少可达20—25%，棉花、蚕桑、果树、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低者可达3—5%，高者则达20—30%以上^{［1］（P398—399）}。直隶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赶不上山东^{［2］（P25）}，并且各地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水平较高的如栾城县，“货则棉布、蜂蜜、黄蜡、大靛、小靛、麻油、棉花子油，其最著曰棉花。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贾贩于外济之；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 桂超万等修，高继珩等纂《栾城县志》，卷二，食货，物产，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发展水平较低者如宣化，“地瘠民贫，风俗朴素，人民多务农，营商者少”（ 陈坦纂修：《宣化乡土志》，风俗，清康熙五十年抄本）。而有的地区如深泽县，虽然水运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离天津也不远，但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时候，却仍是“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鲜狙狯”（ 张衍寿修，王肇晋纂：《深泽县志》，卷四，典礼志，风俗，同治元年刻本）。

      二省上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直到天津开埠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②]。那些远离沿海的省份如山西、陕西、甘肃等等，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便更逊一筹了。

      乾隆年间，山西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比如，万泉县农村“俗尚节俭，男务耕耘，女务纺绩”；临汾人“居不近市，女不向街”；直到鸦片战争前，山西的商品经济虽然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里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仅限于“萌芽”状态而已^{［3］P36－48}。地处河套的临河地区 “自道、咸地商辟地以后，而汉族始有交易。至其通市伊始，均以有易无，交易而退，其风近古”（ 吕咸等修、王文墀等纂《临河县志》，卷中，纪略，商业，民国20年铅印本），可见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地处关中的耀州（今陕西耀县），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居民务稼穑，尚蓄积，近又能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 汪灏修、钟研斋纂：《续耀州志》，卷4，田赋志，风俗，清乾隆30年刻本），可见这时该地虽然已经开始植棉织布，但其作用却仅仅限于自给，并不能用来进行交换，其农副业经济依然处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状态。甘肃凉州府（治今甘肃武威县）的隆德县，在康熙二年（1663年）前后，“民止农作，不习商贾之事……男子冬夏披羊裘，间著疏布短衣，即称富民……能织褐，又渍麻及胡麻为布，但粗恶特甚，村民自蔽体耳”（ 常景星修，张炜纂：《隆德县志》，上卷，风俗，康熙二年刻本），经济的商品化更无从谈起。

      地处边塞的新疆，“惟和阗回人知养蚕缫丝织绢，他处桑虽多，食椹而已。惟赖种棉织布为衣，其纺车梭形虽小异，而用则同。远近各外夷以羊马诸货易去，回人颇为利益，每年额收布匹，官为运送伊犁与哈萨克易换牛羊马匹，为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应用”（ 苏尔德纂：《回疆志》，卷二，织纴，清乾隆三十七年纂，1950年吴丰培校订油印本），其商品交换虽然看起来相对繁盛一些，但却仅限于个别的民族和少数的地区，并且发展水平也不过是以物易物而已。至于广大的蒙古游牧地区，虽然有汉族的旅蒙商人前往，从事内地与边疆间的物物交换，但仍然不能改变这里牧业经济的落后单一状态^［4］。

      当然，在华北平原的一些较大城市当中，商品交换还是比较频繁的^{［5］P463－477}。但是，作为区域性的国内市场，其影响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三、天津开埠初期腹地商品经济的新变化

      天津是作为畿辅门户和漕粮转运站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职能是从军事和交通等方面为首都北京服务，而不在于去发展什么自身的经济。因此，就开埠前的天津而言，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腹地相当狭小。即便是到了开埠初期的同治五年（1866年），连近在咫尺的昌黎县与天津也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该县“地非通区，故无富商大贾，若粟米则籴于关东口外，绸缎则来自苏、杭、京师，土著多而客民少。虽城堡各有集市，集市各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者不过棉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 何崧泰等修，马恂纂，何尔泰续纂：《昌黎县志》，卷10，志余，风俗，同治五年刻本）。

      1860年天津港的被迫开埠，在很大程度上为天津城市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埠天津，既为着卑劣的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也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关于后一点，当时的条约有明确的表述：“续增条约划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办理无别”^［6］P145。随着大批洋货的接踵而至，天津逐步变成了列强向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倾销工业制成品并搜罗原料的跳板；而对北方的广大地区而言，天津开始演变为它们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然而开埠之初，由于北方地区仍处于传统的农、牧业经济的制约之下，在居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主要还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各种土货，腹地对外来正当消费品的接纳量，并没有象曼彻斯特的织布商们所预期的那样乐观。

　　　　 表1 　天津港1863—1898年进口大宗商品的价值量及百分比（%）　价值单位：海关两

商 　 品		1863	1873	1883	1893	1898
生活 资料	棉布	1 018 222	5 054 296	6 322 653	34 915	453 008
	糖	274 645	12 403	377 573	931 260	1 711 315
	其他	664 732	1 601 779	1 606 489	679 837	1 071 944
	合计	1 957 599	6 668 478	8 306 715	1 646 012	3 236 267
	百分比(%)	31.2	68.3	80.7	37.1	35.5
生产 资料	棉纱	—	—	—	61 408	1 042 524
	机器	—	—	56 256	20 599	351 068
	铁路材料	—	—	—	590 763	2 345 756
	木材	—	70 616	—	20 552	—
	合计	—	70 166	56 256	693 322	3 739 348
	百分比(%)		0.7	0.5	15.6	41.0
特殊 商品	鸦片	2 285 651	301 326	937 966	11 730	13 500
	百分比(%)	36.4	3.1	9.1	0.3	0.1
其他		2 017 368	2 228 259	989 571	2 082 266	2 067 157
	百分比(%)	32.1	22.8	9.6	47	22.7
总计		6 275 211	9 768 679	10 290 571	4 433 290	911 0272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本表据［7］P178表6－5改绘。

      从表1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863年，以棉布、糖等为主的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值只占整个进口总值的31.2%，而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极不道德的”特殊商品——鸦片的进口值却占到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6.4%！正如天津的近邻——迁安人所解释的那样：“迁邑僻瘠，习俗较永郡他属为朴。然自迩年洋舶沓来，技尚淫巧，市肆所陈，率非日用所急需”(韩耀光等纂修：《迁安县志》，卷八，市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因此，这时天津只“有少许货物销运陕省之西安府、同州府（治今大荔县）及兴安府（治今安康县），余则运往蒙古之西南部”^{［8］1868年}而已。

与此同时，腹地运往天津出口的货物种类和数量也相当有限。

表2 　　　　　 1861—1890年天津出口商品的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本表据［9］第1期，73页“1861—1890年天津出口商品数量变化”表 改 绘。

      表2既反映出开埠初期，天津腹地农产品出口品种的单一和数量的不稳定；也显示了土特产品如山货、药材等商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异常稀少。畜产品方面，后来成为出口大宗的猪鬃和皮张尚未在出口之列，即便是驼绒和羊毛的出口量，也不算太多。可见，在天津开埠最初的一、二十年间，北方的农、副、畜牧业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

      随着天津与腹地间各类联系的逐步增多，双方的经济交流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表1显示，大约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天津口岸正常生活资料消费品的输入比例日渐增加，而鸦片进口量则越来越少。进入90年代以后，棉纱、机器特别是铁路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进口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如，1893年，生产资料类产品的进口值占了整个进口总值的15.6%，1898年同一比例增长到了41.0%。表2的统计表明，到19世纪的90年代，天津腹地的农、副、畜牧业产品的出口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随着天津港与北方各地联系的加强，腹地范围大为扩大。据海关统计，1876年时天津驼毛的95% 购自归化城^{［8］1876年}。而来自陕西、甘肃等地的大黄不仅数量较前增加了，而且西宁府所产者还被视为类中精品^{［8］1880年}。据日本人的粗略估计，20世纪初，天津港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辐射到了直隶、山西（包括归化、包头一带）和蒙古的全部，陕西、甘肃和新疆的各二分之一，山东的三分之一，河南的五分之一，满洲的十分之一^［10］P269。

      据上可见，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尽管腹地进出口的商品数值仍不算很多，并且经济结构也还比较单一，但是，和开埠前相比，天津港和腹地间的经济联系毕竟还是得到了加强。这对于腹地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有利腹地经济商品化、外向化步伐的加快。

然而，这一时期因一方面受天津港不完善的进出口结构的制约^［11］，另一方面受当时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腹地经济的商品化和外向化进程仍进展缓慢。当时，天津与腹地间的交通运输，水路主要靠木船和皮筏，陆路主要靠骆驼和马（牛）车。不仅运量有限，而且运输速度异常迟缓。比如，骆驼队“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县）至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平常70日可达，运货则至少非半年不可，盖任重道远，不能终日行走，或遇骆驼疲乏，则耽搁数月，亦往往有之”；非但如此，“骆驼一年只秋、冬二季为强壮之时，春、夏全身脱毛，疲敝无力，不能运货，故春、夏必须休息，谓之下厂。秋冬起运，谓之起厂”^［12］。而从归化或包头等地运货至天津，还要再大耗时日。其他地区传统的水、陆运输方式速度同样缓慢。

四、20世纪前期天津腹地经济商品化与外向化的迅速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天津及其腹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自1902年袁世凯掌握了天津的统治大权以后，开始大力倡导北洋实业，从而为天津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第二，自1905年之后，天津港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摆脱了对上海港的依附而日益独立^［13］。第三，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铁路网的逐步建成^［11］，使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从而增强了天津港的经济辐射能力，强化了天津和日益扩大的北方腹地间经济联系的力度。海关在谈到铁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时指出：“方今铁路宏通，运货便利，出口贸易之腾振不无由来。出口土货，曩之用驼或土车或船只载运来津，受途中种种耽延，种种遗失者。今则虽仍用旧法载运，不过自产地至本省之张家口，或丰台或晋省之太原府，即可易由火车转运本埠矣，故迟误既少，伤耗亦轻。本年出口之货……进步堪为猛锐” ^{［8］1909年}。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国扩大了对天津腹地原料的需求，天津的出口总值比战前迅速增加。出口总额由1913年的37 828 623关平两，猛增到1915年的49 859 964关平两^［9］，此后，这一数值继续增加。

      经济发展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腹地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加速了各产业结构与居民职业结构变迁的进程，提高了腹地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1、腹地整体出口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到20世纪初，腹地农产品，特别是土副、畜产品的出口比值，有了新的提高。例如1908年，天津港商品的直接出口总值为1 544 678关平两，土副产品则达879 077关平两，占天津港出口总值的56.96%；畜产品的出口值为384 094关平两，占了整个出口总值的24.84%^［9］。

一战以后，天津腹地的整个出口状况又比战前有了更大的改善。

表3 　　　 1919—1931年天津口岸主要出口货物统计 价值单位：海关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