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地处干旱半干旱带的西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但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的限制，这里一直处于相对闭塞的自然经济状态。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沿海、沿边口岸的对外开放，这一地区逐步与更加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接轨，畜牧业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有了空前迅速的提高，从而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相对封闭落后状态，成为中国近代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外向型畜牧业的发展，是西北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先导和主要驱动力。

[关键词] 畜牧业 经济外向化 开埠 西北

The Ports Opening and the Exported Stock-raising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a

Fan Ru-sen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where it is arid or semiarid,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stock-raising of the country. Being geographically close and low-levelled in productivity, this region, however, has all through been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slow in its developmen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began, influenced by the opening ports in the eastern China, this region became widely related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kets and raised greatly in the producing manner, commercial level and extravertion. Gradually the laggard and close economical condition was transferred and the region turned a main component of the opening economy of modern China. On a certain degree,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opening stock-raising, has been the leading force which pushes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Keywords: stock-raising, exported economy, port opening, North-western China

受气温特别是降水等地理要素的制约，地处干旱半干旱带的西北地区，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所以，这里的各族人民，世代多以放牧为生。其间某些水利条件稍好的地方，虽有汉族移民的农垦活动，但毕竟不甚普遍。因此，畜牧业作为该区域最主要的产业，在西北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其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较早涉及西北畜牧业的，除历代正史“蛮夷传”部分之外，民间学者的系统关注，当数清朝嘉、道年间张穆的《蒙古游牧记》[1]，该书是详细地记述蒙古民族各个分支游牧场所及其自然地理概况的最早论著。民国时期的学者吴兆名，在《西北牧畜业概述》[2]一文里，简要介绍了1920-1930年代前期，西北各地畜产品的主要种类和对外贸易情况。同一时期的贺扬灵，则在其《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3]一书中，剖析了1930年代内蒙古草原人民的畜牧业生产和生活状况。进入1980年代，又有张波的专著《西北农牧史》[4]，书中对西北地区从古代到近代，农、牧两大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长时段的概括和梳理。

上述各项成果，对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情况都有所涉及，从而为该课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已有的研究对于近代开埠通商以后，西北畜牧业从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外向型经济迅速转变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驱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尚缺乏足够的探析。深入考察其肇始于近代的经济转型历程，不仅对于西北畜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

一、1850年代以前西北畜牧业的相对封闭状态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经济”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原因是大家虽然都指出这种经济形态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其最本质的特性在于它的自给自足性。但是，具体到生产部门而言，却又都千篇一律地将其指向了农业。其中，比较经典的表述是，“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因循守旧。每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利用自身的经济条件，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或大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几乎很少与外界交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并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取代。旧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广大农村处于自给或半自给的经济状况，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5]。其实，所谓自然经济状态，应该主要是市场相对狭小、商品交换不够充分造成的，它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这一个生产部门之中。在近代开埠通商、国内外市场扩大之前，农业、畜牧业领域里，都存在着生产能力低下、产品流通范围有限、经济相对封闭的现象。把占全国国土面积将近半数的畜牧业生产区排除在自然经济的涵盖范围之外，是学术界对中国已有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解和关注方面的重大偏差。

事实上，在1850年代以前，在西北广阔的畜牧业区域内，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产品的自给自足性也很强。为了丰富自身的生产和生活，他们虽然也需要将自己的畜产品和内地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相交换，但是由于种种限制，其交换的范围和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从整体上说，该时期的畜牧业经济，依然处于一种交换很不发达的相对封闭状态。

比如，居住在今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人民，虽然“全境不乏泉甘土肥、宜种五谷之处，然不尚田作，惟以畜牧为业，择丰草绿缛处所驻牙而游牧焉。各有分地。问富强者，数牲畜多寡以对。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事不取给于牲畜”[6]。甘肃凉州府（治今武威市）的“番族，依深山而居，不植五谷，惟事畜牧，磨面和乳以为食，果其腹者，畜类也”[7]。青海牧区的情况也大体类似，“青海蒙、回生计，以牧为主。牧以群名，或百为群，或数百及千为群。有牛羊者，往往自炫其富，互相竞胜，牧产几何，商本几何，问之必告”[8]。那些生活在蒙古草原深处的蒙古族人民，也是“不谙播种，不食五谷，毡房为家，游牧为业，分布散处。人户殷繁，牲畜遍满山谷。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有羊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冬则食肉，夏则食乳。以牛、羊、马乳为酒，以粪代薪，器具用木。至代烟、砖茶，尤为要需，家家时不可少。男女皆一律冠履皮靴、皮帽，冬用皮裘，夏着布衣，富者间或亦用细缎。不使钱文，鲜需银两。至日用诸物，均向商民以牲畜皮张易换”[9]。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畜牧民族在产品交换上的封闭状态，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外，更多的原因则是当时政府狭隘的民族政策使然。

出于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防范，历代中原王朝不是与他们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就是把贸易的地点严格限定在双方的边界线上，通过设立数目有限的榷场，在官府的主持和控制下进行互市。其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民间自发贸易的存在，但是，其交换的规模是相当有限的。清朝建立以后，北方的民族对立关系有所松驰，但是，直到康熙年间，政府依然禁止内地民间商人直接进入草原腹地进行自由贸易；草原民族对内地的商品交换，也必须在蒙古王公的组织下才能进行。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往往是在深秋和冬初时节进行的。届时由蒙古王公所派出的官吏，把草原腹地参与交易的皮毛与牲畜集中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官方商队，一路跋涉到蒙汉边界的指定城市，与汉人进行原始的物物交换[10]。一直到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军事征服，平定了边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叛乱、强化了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之后，才放松了对蒙古草原在商业方面的限制，允许内地的汉族商人，即旅蒙商人或称拨子（货郎）商，进入草原腹地，用内地所产的茶叶、布匹或其他日用品，与蒙古牧民的细皮张或牲畜相交换。旅蒙商人把从牧区交换来的牛羊活体，卖到华北城乡，以满足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之所需；收购来的细皮张，则在山西和张家口等地加工成皮革或者裘皮料子之后，再转销到东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甚至江南等地。当然，内地的各种日用品流入草原以后，也同样丰富了牧区人民的生活[11]。

由此可见，到清中期，随着与内地贸易的开展，西北畜牧业区的商品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其经济上原有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由于受交通条件、融资条件和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冲击力度还是相当有限的。

二、沿边沿海口岸的开放与西北畜产品贸易市场的扩大

进入1850年代以后，我国北方的沿边沿海地区，相继对外开放了一些直接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北畜牧业原有相对封闭状态、促使其经济逐步走向外向化的商业贸易口岸。其中包括1852年据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开放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1860年据中英《北京条约》开放的天津；1861年据中俄《北京续增条约》开放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1881年据中俄《改订伊犁条约》开放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哈密、古城（今新疆奇台县）、肃州（酒泉，嘉峪关）、科布多（今属蒙古国）、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此后，又有1914年自开的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多伦；1922年自开的包头，等等。】在这些约开和自开口岸日渐强烈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之下，当地畜牧业经济原有的相对封闭状态被打破，西北畜牧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也逐步开拓出来，从而开启了西北畜牧业经济外向化的大门。

西北畜产品输往国际市场，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不断展开的。

其中，向东方向的对外贸易，主要是辗转通过天津口岸来展开的。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开埠以后，外国洋行即通过天津及其腹地的市场网络，来收购西北等地的畜产品进而出口到国际市场。津海关贸易报告明确指出，“天津特有之出口货，计有毡、毡帽、马毛、各色皮货、骆驼毛、绵羊毛、山羊毛、牦牛尾、水牛角及水牛皮。所有此类商品，除毡及毡帽率由直省所制外，均产于蒙古”[12]。而把西北的畜产品从产地运销到天津洋行的中间人，则主要是活跃在牧区和各中级市场上的山西旅蒙商人与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商人。从事皮毛收购业务的旅蒙商人，除了小部分属于个体经营外，大部分是由各大商号派出的，其采购方式则以“出拨子”的形式进行。具体为每年阴历的三月至五月，七月至九月，他们将蒙古人所嗜好的日用必需品积载于牛车或驼背上，以三、四人或数十人为一组，带着食料、寝具、帐幕及炊事用品，途中不做零售，一直向蒙古内地进发。他们多熟悉蒙古人的语言和风俗民情，到达目的地后，或住在熟人家，或自搭帐蓬，冠上蒙古文的店号，将携带的物品排列起来，以招徕顾客。过上四、五天至六、七天后，再转移到别处。生意好的时候，也有长久地停留在一处的。附近的蒙古人，听到某号拨子来了，就用皮毛等物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品。等到所携带的商品都卖完了，拨子们便把所换来的皮毛，驮载在牲畜背上或牛车上，运销到归化、多伦诺尔（今多伦）、张家口等皮毛的中级市场上去。这些城市都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商号和洋行，它们从事皮毛的购销业务，成为连结草原初级市场和天津终点市场的桥梁[13]。清末，归化城有旅蒙商号40-50家，而以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规模最大；洋行有仁记、聚立、平和、新泰兴、隆昌、安利、兴泰等7家[14]。甘肃一带的皮毛收购组织也很细密，其一为毛贩，他们于剪毛季节，到牧区各地进行收购，集结到一定的数目后再转售给毛客；其二为毛客，即外地来的毛商；其三为兼营毛商，他们既收购羊毛，也收购其他皮毛和药材等；其四为行商，他们没有固定的字号，一边出售布匹等日用品，一边收购羊毛等；其五为歇家，他们是受外地客商委托而在羊毛产区进行收购的商人；其六为跑合，他们是在毛商与牧民之间，进行说合，并收取佣金的私家经纪人；其七为皮毛经纪行，它们是领有牙帖、介绍皮毛买卖、并从中收取佣金的中介机构；其八为公庄，即回、汉毛商合股经营的收毛组织，它一方面派人携带粮食、茶叶、布匹等同牧民交换羊毛，同时也接受外地毛商的订货；九为分庄，即外帮毛商所设的收毛组织；十为洋行庄口，即外商所设的收毛处。甘肃羊毛多先集中到兰州，再用皮筏经黄河水运至包头，再辗转运往天津[15]。天津成为西北畜产品销往国际市场的重要口岸。

从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可知，1870年代以后，仅来自归化城的驼毛，便占到了天津驼毛出口总量的95%[16]；到1898年，天津的皮毛出口总值为56071关平两，占天津整个出口总值的11.44%；1903年，天津的皮毛出口总值为370144关平两，占天津整个出口总值的32.28%；1908年，天津的皮毛出口总值为223567关平两，占天津整个出口总值的14.46%[17]。而在天津所出口的所有畜产品中，直接来自西北牧区的，至少要在1/3以上[18]。其中又以甘肃省的宁夏府（治今银川市）、兰州府、西宁府、甘州（治今张掖县）、凉州（治今武威县）和山西省的归化城、包头一带最为集中[19]。

西北牧区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所展开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在新疆和蒙古地区进行的对俄贸易，以及在新疆南部喀什噶尔地区展开的对印度和阿富汗的贸易。其中，又以对俄国的贸易最为重要。

新疆牧区的对俄贸易，最早是通过伊犁、塔城两口岸展开，1880年代又增加了喀什噶尔、迪化及天山南北各城。和1850年相比，1883年俄国对新疆的进口增加了13.3倍，达到了303.64万卢布；新疆对俄国的出口增加了4.4倍，达到了279.2万卢布。就商品种类而言，俄国对新疆进口的主要是布匹、绸缎、火柴等工业制品；新疆对俄出口的，主要是各种皮毛、棉花等农牧业产品[20]。1895年以前，俄国商人在新疆开办的洋行主要集中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沿边口岸，而且资本较少；此后，迪化、哈密、古城皆有俄国洋行开设，新疆畜产品的对俄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表1 1893-1908年新疆对俄贸易统计 单位：万卢布

资料来源：俄国海关统计，参见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1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年。

蒙古地区对俄国的贸易，最初是在买卖城（在俄国的一方是恰克图城）一地进行；1880年代又增加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地。这一地区对俄输出的商品，除内地转运来的茶叶外，主要是当地所产的皮毛。

总起来看，在沿边沿海开放口岸的拉动下，西北的畜牧业产品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也逐步地展开了对国外市场的贸易。到清朝末年，其畜牧业经济的外向化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一时期，西北牧区对外贸易所依靠的运输手段，还是相当传统和落后的。以西北与天津间的交通运输为例，水路地段主要靠木船和皮筏，陆路地段主要靠骆驼和马（牛）车。由于它们的行进速度相当迟缓，因此，所能够承载的畜产品总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相关统计，骆驼队“由古城至归化，平常70日可达，运货则至少非半年不可，盖任重道远，不能终日行走，或遇骆驼疲乏，则耽搁数月，亦往往有之”，因为“骆驼一年只秋冬二季为强壮之时，春夏全身脱毛，疲敝无力，不能运货，故春夏必须休息”[21]。水路方面，从包头运货到宁夏府（治今银川市），短短1058华里的水程，上行的木船，至少需要1个月、长则需要50—60天才能到达。这还没有把黄河每年长达5个月的冰冻封河期考虑在内[22]。而且，货物从甘、青、宁、新运到归化或包头等地后，还需要再消耗大量的时日，才能艰难地转运到天津口岸。由此可见，交通技术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西北畜牧业经济外向化的一大瓶颈。

三、民国时期西北畜牧业经济外向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以后，与西北畜牧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交通技术和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进；相应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也有了更为显著的改善。

交通技术的改进，是指清末和民国时期，铁路与公路建设的大发展。

铁路交通方面，在东面的北方，1915年9月经张家口、北京连通天津的京张铁路，向西延伸到丰镇，并于1921年4月扩展至归绥，1923年1月再修至包头，成为吸纳西北畜产品源源东流的大动脉。在东面的南方，1931年，陇海铁路向西延伸到潼关，1935年展至西安，1936年又修到了宝鸡，成为陕、甘、青畜产品迅速外运的又一现代化运输通道。在西方，1930年，连接俄国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土西铁路，修到了距离塔城不远的爱古斯和距伊宁（俗称伊犁）不远的伊牧斯克，该路与新疆西部的边境线自北向南平行延展达2252里，极大地拉动了新疆畜牧业的对俄贸易。除铁路建设之外，民国时期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西北地区的公路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川陕公路、甘川公路、青康公路、西荆公路（通河南）、西潼公路（通河南、山西）、咸榆公路、包宁公路、新绥公路、甘青公路、西兰公路、兰宁公路、甘新公路、青新公路等纷纷修建或通行汽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北与国内外其它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加速了其畜牧业市场化、外向化的进程。时人比较道：“出口土货，曩之用驼或土车或船只载运来津，受途中种种耽延，种种遗失者。今则虽仍用旧法载运，不过自产地至本省之张家口，或丰台或晋省之太原府，即可易由火车转运本埠矣，故迟误既少，伤耗亦轻。本年出口之货……进步堪为猛锐”[23]。

市场环境的改善，不仅指西北畜产品国内市场份额的增加，更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交战各国对中国西北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更加辽阔的国际市场。

交通条件和市场环境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民国时期，西北畜牧业产品的市场化和外向化进程。

1911年前后，天津洋行“在甘肃各地设庄的很多。中宁有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中卫有平和洋行、瑞记洋行”。而在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收购畜产品的天津洋行，也有9家之多。他们将收购到的羊毛、皮张、肠衣、药材、猪鬃等，先雇用皮筏子沿黄河水运至包头，再通过陆路将其运到天津出口。在陇东的皮毛中心张家川镇，其情形也同样如此[24]。民国时期，甘肃的对外输出货物，主要是皮毛、水烟和药材。绵羊皮在甘肃的运销据点，陇南为拉卜楞（今甘肃省夏河县），河西为永登、永昌、张掖、酒泉，陇东为平凉、西峰镇，而兰州则是西路各县皮张的总集中地。山羊皮的运销据点除平凉、西峰镇外，尚有张家川、靖远等地。由水路输出的，多用皮筏沿黄河顺流而下包头，然后由平绥铁路转北宁铁路至天津出口；走陆路则是由产地先集中到各皮张运销据点，然后再利用牲畜驮运或马、牛车拉运到各中级市场如兰州、平凉等地，再利用大车、胶轮车、汽车或火车，经陕西、河南转运到汉口、天津、上海口岸。不过，由于当时陇海铁路陕西段一直铺设缓慢，使得甘肃的货物走陆路东运、远不如走水路北运更加便利和经济，结果甘肃或西北的皮毛，便多取道包头再由火车东输天津出口。抗战爆发后，甘肃皮张向东的销路不畅，只能向西输往苏联。毛类的输出路线与皮张大体上相同[25]。与此同时，兰州还是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皮毛集散中心，据统计，青海及甘肃西南部的羊毛，每年经兰州运出的约11000余吨，皮货约170余吨[26]。

湟源作为青海羊毛的主要集散地，有洋商和汉商设立的羊毛行数十家，每年输出各类皮张80000余张，羊毛约300余万斤[27]。最盛的时候，每年集散羊毛400余万斤。青海皮毛的主要运输渠道，是先用釐牛、骆驼或骡车转运到西宁，再用皮筏由湟水入黄河至兰州，再从兰州装皮筏顺黄河而运至包头，转乘平绥铁路、北宁铁路而抵达天津出口[28]。

在宁夏地区，1919年前后，每年对外输出的羊皮约36万张，羊毛约1000余万斤，驼毛和羊绒约40万斤[29]。

归绥1914年时外销驼羊毛200万斤，皮张9万张[30]；1924年运出的驼羊毛增至1180万斤，皮张百万张以上[31]；1930年代，每年有价值40万两的蒙旗、甘肃、新疆细毛皮，经归绥运往天津等地；洋商在此所设的采买羊毛绒及牛、马皮的洋庄，有10余家；众多的旅蒙商人，也从这里将大量的砖茶、绸、布、棉花、米、面等货物，贩往各蒙旗牧区进行交换[32]。京包铁路1923年通车后，包头迅速发展成为西北广大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和西北最大的皮毛集散地，“每年在这里集散的绒毛约二千至三千多万斤，占整个西北地区绒毛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33] ；1933年，包头的21家皮毛店，每年从青海甘肃陕北蒙古等地采购的各类绒毛约600万斤，各类皮张11万张，均销售到天津等地，共值250万元[34]。

192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地方的政治控制整体上依然有力，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还是相当稳定的。该地区以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为商业中心，尚能展开较为繁盛的对俄、以及经由张家口对天津口岸的畜产品出口贸易。仅1918年，张家口就有“外管（专做蒙古生意的店号）1600余家，茶庄、毛庄亦各20-30家，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30000万元”[35]。

随着货物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天津皮毛的腹地范围迅速扩大。1925年前后，“天津输出之羊毛，青海、甘肃居其五成，山陕居其成半，蒙古居其二成半，直鲁约居一成”[36]，西北地区成为天津畜产品出口的主要基地。

表2 1927—1931年天津港畜产品的出口状况 价值单位：海关两

畜产品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牲畜	12667 1278039 3007968 1530726 13966743 10564646 30360789	30160	41031	7783	13653
肉类		1442960	1778170	2192934	1894995
猪鬃		2538261	3761325	3041579	2558176
其它动物原料		1672489	1761003	1449279	2558176
羊毛/驼毛		17577613	11821606	6028791	7875843
各类皮张		16419776	18058708	14615879	14430376
合计		39681259	37221843	27336245	29331219
占出口总值的百分比	38.26	51.01	47.32	36.54	34.67
1927-1931年出口总值	79348284	77786880	78655227	74802121	84602726

资料来源：蔡谦、郑友揆：“主要土货各通商口岸对各国出口统计”，《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第355-59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表3 七·七事变前天津羊毛类畜产品的收集状况 单位：万担

产地	大约收集量	百分比（%）
青海、甘肃、宁夏、新疆	20	50
内蒙	10	25
山西、陕西	6	15
河北、山东、河南	4	10
合计	40	100

资料来源：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第36页31表，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印行。

表2显示，天津港的畜产品1928年时曾占到了出口总值的51%，其它年份所占的份额也都占1/3以上，说明到20世纪20—30年代，畜产品已成为天津港出口业的一大支柱；而表3则表明七·七事变前，西北地区已经占据了天津羊毛类畜产品出口的2/3以上。这既可以充分说明西北地区在天津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更可以说明西北畜牧业经济的外向化，已经达到了空前高的新水平。

民国时期，西北畜产品的对俄贸易区域，依然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外蒙古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以前，俄国在古城的洋行有德盛、大盛、吉祥、德和、义和5家，在迪化的有芝盛、天兴、德盛、德和、仁中信、吉利、茂盛、大利、吉祥涌9家，在库车的行店有16家。1912年，在新疆的俄国人为11912人，65%从事畜产品等的对俄出口和加工业。俄国海关统计显示，新疆对俄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895年的386.9万卢布上升到1914年的1420.2万卢布，增长了2.67倍。其中各种畜产品增长幅度较大，牲畜出口从56.5万卢布增长到169.7万卢布，羊毛出口从1467吨增加到6087吨，各种皮张、毛皮出口从621吨增长到2475吨[37]。新疆畜牧业的外向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由上观之，到民国时期，随着西北畜产品对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国际市场输出贸易的蓬勃发展，其畜牧业经济的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有了更大的提高。其经济上此前的相对封闭状态，进一步地打破了。

四、西北畜牧业经济外向化的意义

首先，畜牧业的外向化，大大推动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直接改善了牧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清代中期以前，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整体上依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牧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此后，特别是在沿边沿海口岸对外开放以后，西北畜产品的外部市场有了巨大的拓展，这就必然大大拉动畜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种类和数量，从而增加牧民的经济收入，相应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就羊毛来说，近代以前只有用来编制日用毡毯和帐篷，用量很小，绝大部分都被弃为废物而随风飘散，并不能给牧民带来任何的经济收益。自1850年代北方沿边沿海口岸开放以后，羊毛才和皮张一起，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畜产品，输往国内、外市场的数值越来越大。据天津海关统计，1934年至1936年间，天津山羊毛、山羊绒、绵羊毛、骆驼毛等对美、英、德、日4国的出口，每年都占全国毛类出口总额的96%以上[38]。1934至1938年间，天津在全国绵羊毛、山羊绒的出口总量中，都远远超过了另一主要出口港上海而成为我国最大的毛类出口基地[39]。而天津所出口的羊毛，又主要来自于西北地区。除羊毛外，以前百无一用的羊肠、羊骨头等，也都变成了重要的出口品。据津海关记载，羊肠是1896年才作为填制香肠的重要原料而从天津出口到国外的[40]，此后，它的出口数值不断增加。1924年，天津港的羊肠出口价值为867000关平两，1925年为1314000关平两，1926年为1024000关平两。而天津港羊肠出口最主要的来源地，依然是新疆、甘肃、青海、绥远等西北地区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