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09
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仁荷大学韩国研究所（韩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航海博物馆、复旦大学长三角港口发展研究中心协办的“海洋•港口城市•腹地：19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会议，于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仁荷大学（韩国）、韩国海洋大学、香港树仁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通大学、上海海关学院、比利时根特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历史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航海学会、上海海关、《史学月刊》编辑部、《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19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和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会议分为开幕式和主题报告、学术报告交流、集中总结研讨等几个板块，并针对每位代表的会议报告安排了主持人点评和互动讨论环节。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文科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主持，主办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松弟教授，协办方韩国仁荷大学、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代表及中国海关学会领导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最后，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代表学校讲话，他指出，从空间的纬度考察中国及东亚国家近代经济的转型，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对大陆国家来说，海洋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空间，如何认识海洋、如何走向海洋对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次会议的主办方和协办方所在的三个城市上海、天津和广州，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韩国和日本也是一直在陆地和港口间寻找平衡的两个国家，我们共同来研讨海洋、港口、陆地所串联起来的空间是如何影响东亚各国发展的，这不仅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今天，随着东亚国家的全面发展，东亚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活跃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态势下，如何重新认知东亚经济的地理空间，如何运用好这个地理空间创造更好的合作，已成为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他认为，复旦史地所及整个历史地理学科在研究领域和关注度上也经历了一个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相信这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及其所形成的今后的联系机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必将促进历史地理学科更加繁荣发展。
主题报告部分，滨下武志从海关、侨批、信局网络入手探讨海洋、港口城市、腹地关系，以独特的视角重新界定、诠释交通的概念及交通研究的方法，特别强调了网络的互联性和关系性、市场的层次及流通圈的重要作用；李荣昊介绍了仁川开港和腹地的产业变动情况，通过对都市近郊商业化农业发展、殖民农政和粮食增产、工业政策和京仁工业团体的深入剖析，指出“米棉交换”的贸易体制，不仅影响了仁川港的腹地，还影响了朝鲜的整体产业结构，同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腹地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灵活性；王玉茹从交通运输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运用区位理论，通过天津由一个南北运河交汇而始的水陆码头，随着近代经济的兴起、交通运输的发展而演变成为北方经济、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松弟全面总结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空间进程用“自东向西、由边向内”八字加以概括，“自东向西”为主要方向，“由边向内”为次要方向，同时，他还对“港口-腹地”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在辨析、扩展港口、腹地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不仅存在着起点在国内的一种港口-腹地系统，也存在着起点在国外的另一种港口-腹地系统。后者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
各场学术报告围绕“海洋、港口城市、腹地”，从不同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东亚交通与社会变迁的相关问题。在对外贸易和港口城市发展方面，河世凤的论文《从贸易统计上看1930年代东亚的内部交易和港口城市》从东亚的面（贸易统计上的地区）、线（内部地区间的交易）、点（内部交易的都市）入手，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指出在东亚内部交易上以大阪、神户为物流中心，形成了金字塔形放射状构造；朴俊炯从殖民地空间的起源和传播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平壤的开市过程；连心豪利用海关档案与日本外交史料，详尽探究了清末明初龙口开埠设关始末；武强以码头捐为中心分析了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与城市发展，考察了码头捐的起源、征收状况的变迁、与上海港贸易的相关性、对工部局市政费用的影响及社会影响，从侧面反映出上海港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林玉茹透过“尺素频通”来观察宁波、泉州及台湾的三角贸易，强调了“尺素频通”在委托代理贸易的运作、船只贸易与竞争、台湾与宁波及泉州贸易、南北货市场竞争与情报、在宁波的海商团体、商人日常生活展现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杨蕾利用日本汽船会社的社史、新闻报道和报纸广告等资料，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岛和上海的汽船航路，并认为上海和青岛港之间航线的运营使青岛被纳入到日本经营下的山东-中国东北-上海-朝鲜-日本的东亚航运网中；方书生、樊卫国在论文《地理、市场与管制：两宋以降南中国外贸港口偏移的解析》中指出，在宋元、明至清中叶、晚清民国三个不同的时段，在或不完全开放或不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港口功能从原始形态一路演进到近代形态，期间出现转口、经销、加工等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线性、离散、集聚等空间形态，并受到地理区位、管制、市场经济等不同主导因子所制约，形成一幅完整的演进路线图；马光的论文《利益博弈——晚清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利用近代海关资料对鸦片走私渠道、走私数量、走私参与者、组织形式等进行分析，并对广东地方政府和海关当局展开的缉私行动进行考察；刘畅依据《中国旧海关史料》，阐明烟台在中朝海上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并深入分析了仁川开埠通商后烟台与朝鲜贸易的趋势及特点，强调人参贸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姚永超考察了近代东北的兽皮贸易，认为落后地区或国家如何开发原始资源和发展对外贸易，在发展好经济的同时也防护好发达国家向本地区转移环境成本，是近代东北兽皮贸易盛衰带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启示；陈为忠以烟台港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东北亚的海带贸易，总结出烟台与俄国远东地区、日本北部沿海地区的海带贸易趋势及其对地区开发和其他贸易发展的影响。
在交通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方面，戴鞍钢的论文《近代上海与浙东沿海地区的航运往来》指出，1843年上海开埠后，与浙东沿海地区间密切的航运往来，有力地推动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发展；苏智良的论文《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将1843年作为上海近代化的起点，论述了上海新文明的成长，指出上海是中国制造的大本营，也是革命与救亡思潮的发祥地，强调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詹庆华以中国近代海关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形成中的推进作用为考察视角，从物流、资金流、文化（信息）流等维度入手，分析研究海关对上海近代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度，认为在近代上海融入国际港口城市网络进程中，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不可忽视，这种作用不只局限于上海，它使近代中国港口城市-腹地产生更好的联动效应，近代海关引领的开放革新驱动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沿海与内陆众多城市的走向；伍彾飞分析了近代中国灯塔建设中的民间因素，尝试跳出海关本身、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和解释近代中国的灯塔建设，认为中国海关、民间和外国三种力量共同存在于建设过程；施沛杉考察了汽车与近代上海新式婚丧，通过汽车在上海民众的日常礼俗仪式的使用方式的改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风气变迁过程；熊亚平以警政、商会和自治为中心考察了华北铁路沿线地区市镇管理体制的变迁，提出应在注重市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管理体制的创新，适时地建立或调整市镇的管理体制，以更好的促进市镇的可持续发展；赵欣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来“雾都伦敦”治理雾霾的进程，认为其模式值得向全世界大城市推广。
在铁路及工矿业等近代经济发展方面，朱从兵以株昭铁路的筹建和建设为例，研究了晚清铁路产权争议中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各方力量的博弈，反映出近代社会力量成长及其付出的代价；刘素芬结合公、私文书的历史研究方法，探讨了抗战时期叙昆铁路的矿权之争；丁贤勇以傅东华回乡散记《火龙》为核心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对杭江铁路开通之初，所引起乡民社会的惊惧、惊奇、惊喜、惊醒的变化过程作了探讨；马陵合从研究蚌埠这一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出现的“被铁路拉出来的”单纯的商贸型城市入手，揭示出近代铁路交通与商贸、金融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樊卫国借助于生态学的独特视角，考察了近代上海局部市场经济，从资源禀赋、生产技术、制度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上海的市场生态体系进行了分析、界定；杨敬敏通过对棉纺织业这一与港口贸易密切相关产业的考察，认为19世纪末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两省进口机制棉布的消费倾向于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为便利的平原地区、传统纺织区，而进口机制棉纱消费倾向于经济较为落后的非平原地区、非传统纺织区。考察全国进口机纱的输入分布亦可发现，此项进口贸易对沿海、沿江“核心区”之外的广大内地经济发展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分布格局；袁为鹏对芦汉铁路、汉阳铁厂与武汉城市近代化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研究，为理解中国近代化早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提供了生动个案；朱荫贵对近代粤商浙商取代晋商徽商进行了经济地理分析，探究了粤商浙商兴起的原因、成功之道和特点。
在华南港口腹地关系及贸易发展方面，周子峰对近代厦门及其腹地经济关系的演变作了分析，并探究了民国时期闽南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现象并不显著的深层次原因；毛立坤对“封锁香港”问题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其起源于乱象丛生的香港转口贸易，并通过8桩代表性走私案件展示出“封锁香港”的真相，从而进一步揭示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莫世祥、陈红的论文《制度差异、兴衰契机——近代港澳自有港政策与绩效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究了英式自由港政策与葡式自由港政策在各自主导近代港澳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制度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最终导致港兴澳衰的根本内在演绎；张永帅考察了香港、仰光贸易网络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认为云南不同口岸与香港、仰光贸易网络的联系以及如何取得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口岸不同的贸易特征和发展趋势，以及商品构成的差异。
在腹地、边疆地区的交通与贸易发展、社会变迁方面, 樊如森考察了天山南北地区的近代交通网络，指出三大陆路干线、传统驿路、水路与邮政、电信网络相交汇，构筑起天山南北地区的近代交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加强了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提升了新疆地区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任放认为，晚晴民国两湖地区（湖北、湖南）的交通运输业出现了结构性变动，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汽车）成为近代工商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交通工具（如木船）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伴随新生事物一同前行，与轮船等新式交通共同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交通格局； 姜修宪以产权处置为中心，探讨了制度变迁与近代闽江内河轮船行业的关系；王哲基于对多版本邮政舆图分析，从邮政网络的特殊性、空间扩展等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邮政网络空间；奥佳对黑龙江（阿穆尔）流域地名形式的变化及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地名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状况、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李爱丽以1870年前后英国领事官员和粤海关洋员撰写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章为考察对象，揭示其考察路线和研究内容，增加了我们对外国人进行边疆史地研究的认知。
在会议最后的总结研讨中，学者们认为，本次会议围绕19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和社会变迁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有很多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在“海洋、港口城市、腹地”研究各领域的新进展，关注的视角也扩展到东亚地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还有很多，例如，对内陆边疆地区的研究还很薄弱，如何以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近代经济地理的重要问题为出发点，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方面进行多学科的、多维的、立体化的研究，仍需学者们共同努力；同时，在港口腹地研究方面的互动交流须进一步加强，吴松弟提议建立一个此研究领域的“海陆联盟”，通过网络沙龙等平台及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互动，共同推动“海洋、港口城市、腹地”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何秋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