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03

近代之前的上海与天津，原本不过是南方和北方地区两个普通的府县治所，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并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是，经过开埠后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就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金融和工业中心；天津也发展成为近代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龙头[1]。因此，近代上海和天津城市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便成为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学术成果自然也层出不穷。这些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不足之处却在于，过分注重城市自身及其腹地的研究，而忽视了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城市之间固有的经济联系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近代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问题。如论及上海，则将其局限在长江流域的狭长地带；探索天津，又往往将其限定在北方特别是华北的狭小地域内[2]。本文的研究，以近代沪津两口岸间的埠际贸易发展为切入点，在分阶段讨论二者埠际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上海和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南北经济联系的核心节点，在金融、工业、市场等多个领域的互补合作关系。沪津二者关系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不仅促进了沪津城市本身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也引领和代表着中国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轨迹。

一、支配与依赖：20世纪以前的沪津经济关系

开埠以前，上海“尚从属于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经济区，担当着该区域出海口和转运港的职能。就港口而言，其运输工具、港岸设施都滞处于前近代社会，与中国传统商港并无二致；同样，因港而兴的上海县城，商业虽旺，但与同期中国其他港口城市相较，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性质并无多大差异”，无论是与长江流域还是同沿海各省的航运往来，上海都是作为苏州的外港发挥着作用[3]。此时的上海虽与天津等北方主要港口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商品交流，但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的从属关系。

1843年开埠后，上海由于“得风气之先”，伴随着“商业大王”——洋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外商银行的出现以及相关制度的日益完善，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包括天津在内的其他口岸无可比拟的优势。加之海河口淤沙严重、英商返航出口货物的缺乏及与腹地间落后的交通方式等因素的限制[4]，天津在开埠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直接进出口数值一直偏少，并严重依赖于上海的埠际转运。1866年的天津贸易报告曾明确指出，“天津乃中国进口货之最大销场之一，虽纳有所进洋货之大部，却非直接取给于生产国，而系经由上海转来”[5]。这一现象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有好转，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更直观的数据如表1所示，该时段内天津依赖上海进口洋货的比重都保持在50%以上，而土货出口的比重也在40%上下。

                     表1  1871—1899年天津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关系        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茅家琦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

在这种情形下，利用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上海通过有效地覆盖天津的进出口业务，把天津直接辐射的地区变成了自己的间接腹地，这一范围大致包括甘肃省的宁夏府、兰州府、西宁府、甘州府、凉州府；山西省的归化城、包头、西嘴子、孟县、太原府、平定州、潞安府、泽州府；张家口外的喇嘛庙、热河、哈达一带；直隶的昌德（有误，笔者疑为承德）、顺德、冀州、宣化府；河南省的怀庆、河南、卫辉府以及山东省的临清州、济南府、青州府等地[6]，地域十分广阔。

与此同时，伴随着沪津之间埠际贸易转运的展开，两地间的金融业也愈加活跃。以汇兑为例，较早承担汇兑业务的是票号，“票号之营业，其先本以汇兑为主，故各地多设分号，其无分号之地方，则与他号连络，或间接地与他号连络，故其声息相通，汇达之区域亦广”[7]。沪津两地间汇兑频繁，遇到紧急情况时，汇费的确定也受到影响，“然银钱流通之道，固不在尽运现银。向来货价往还大半由钱庄、银行汇划，稍加汇费而已。现在银钱既禁止出口，津地取现贴色之费又如此之大，汇费遂随之而增，闻现在汇费每千两亦须加二三百不等，非但申商以吃亏太大，无不徘徊观望，即使肯如数吃亏而汇之，尚属非易。票现两迫，于是申地之银根愈紧矣”[8]。

钱庄也是承担埠际汇兑的重要力量之一。开埠初期，上海钱庄本无力量与票号抗衡，但在与外商银行发生关系后，通过资金拆借等方式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在近代强手如林的上海金融业市场上日渐占有一席之地。以往长期被票号垄断的汇兑业务，也逐渐成为上海钱庄的主要业务之一，从而打破了“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的基本格局。申汇的出现及其规范的运作制度，便利了埠际资金的调拨往来。相关研究表明，到19世纪末，一个以上海为枢纽的全国性商业贷款汇兑网已经形成，其运作体制便是以申汇为核心的[9]。在国内一些重要商业城市中，同一日内因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售申汇和买进申汇，从而形成了申汇市场[10]。天津也不例外，由于两地间汇兑的频繁，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了申汇市场。但直到清末，天津的申汇市场还比较有限，1909年时，“津郡汇票每日扯算，不过十万左右”[11]。

通过以上分析，20世纪以前沪津经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上海始终单方面扮演着强势的角色。支配与依赖，成为该时段二者经济关系的主旋律，无论是埠际贸易、腹地范围还是金融往来都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沪津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并没有长期维持下去，进入20世纪尤其是民国以后，二者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独立与互补：20世纪后沪津经济关系的新特点

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港口和航道条件的优化以及腹地现代化交通设施的运用，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天津的经济辐射能力，促进了口岸直接对外贸易的开展。如表2所示，1905-1930年天津直接洋货进口比重持续上升，末期已接近80%，而土货直接出口比重虽屡有反复，但30年代时亦占到70%，较之以前大有进步。

                         表2  1905-1930年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情形           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茅家琦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

这一变化很快就为江海关税务司墨贤里(H. F. Merrill)和戈登·洛德(E. Gordon Lowder)所敏锐地察觉，他们在上海海关十年贸易报告中指出，“近来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一些较大的外地口岸，不经上海转口，直接从外国进口。不然的话，上海的贸易也许会比实际的发展更大”，“上海享有的货物分发中心的地位，由于汉口、天津、胶州等对外通商口岸的进口商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同欧洲、美国打交道而不是从上海进货，已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2]。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也认同这一趋势，“天津的贸易，以前是经由上海的间接贸易。外国货物全

都一律在上海卸货，然后从上海转卖到天津。可是，在近两三年以来，由于天津商人地位的提高，以及各种贸易机构的完善，结果过去经由上海进口的货物，大多数从原产地直接向天津进口。以前天津外来货物之八九成，是经上海而来；可是在1906年，外国直接输入额为40102448两，经由上海的输入额为25095998两，二者成为八与五之比”[13]。

天津对外贸易自主性的提高 ，使得其对上海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由于失去了对天津进出口贸易的支配作用，上海的腹地范围也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而天津则日益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这一时期，沪津间的金融往来有了新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汇兑。如上文所述，直到清末天津申汇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而进入民国后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天津钱庄（银号）“国内通汇之处，如上海、北平、包头、张家口、哈尔滨、营口、奉天、大连等处。其中以上海为最多，仅就天津与上海电汇而论，每日已达五六十万之谱。其价格亦随银根而行，例如上海银根紧时，电汇价格必涨，有涨至一千零七十余两者；若上海银根松动时，其价必跌，有跌至一千零三四十两者不等”[14]。与此同时，银行和工商客户都委托钱庄代办申汇。钱庄每天将经手的申汇收交数额，核计其差数，委托经纪人去办。不论交多于收或收多于交，经纪人都要寻找头寸（对手），使双方臻于平衡[15]。

此外，申汇中的庄客客票，也往往在两地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例如在1915年时，上海共有义兴永、义聚永、景德和、义成、敦昌等13个天津帮申庄在沪办理棉纱，“由天津总号电汇款项到沪，以之支付买卖”[16]。

民国时期，华商银行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北四行”和“南三行”的迅速崛起，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它们的基本业务中，汇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成立于1915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以上海为大本营，与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各主要城市进行汇兑往来，业务做得极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