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22

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30~4:30，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04室，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了2005年校庆的教师论文报告会。本中心的研究生及部分外系的学生参加了报告会，并踊跃参与了讨论。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会无论从论文的质量还是从报告的效果上看，都堪称精彩。自始至终洋溢着浓烈的讨论气氛。
报告会的内容基本上可分为4组。首先以葛剑雄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报告开场。在报告中葛教授指出在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对资料的要求与传统研究方法极为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制定确切而合理的标准或原则。比如县以下地名的选取问题，葛教授归纳有两条路径：一是《读史方舆纪要》式，一是《大清一统志》式。前者是以有事件发生为原则，而后者是全面收集。他提出在具体应用中须采取两者相结合的原则。随后满志敏教授报告的“北宋京东故道考”，主要是利用最新卫星照片与高分辨率的地形数据加以处理，显现了北宋时期京东黄河的若干故道，以之与文献考订相结合，可望复原当时黄河的具体流向。这一工作将以往历史地貌研究中仅以文献为依据、通过若干地点连缀起来以确定河流故道的做法，大大推进了一步。最后陆伟东老师报告“历史地理数据的数字化管理——以长三角历史地理数据库的开发为例”，也是将目光聚焦于数字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具体运作与实施上。
周振鹤教授的报告是从新近发现的秦简中有“洞庭”、“苍梧”两郡入手，指出由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秦郡地理位置已全部确定，很难再为洞庭、苍梧两郡找出合适的位置，故周教授推测，很可以秦郡中本无黔中、长沙两郡，取而代之的即是洞庭、苍梧两郡，但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故周教授将他的报告题目名之为“秦代洞庭、苍梧两郡玄想”。同样作为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李晓杰副教授“先秦三晋设县考”侧重于具体的政区考证，不过报告的重点在于如何定义先秦时期的“县”，因为这是具体考证的前提与基础。
王振忠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称呼辨正》与《雅言觉非》——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日韩地名”。王教授主要利用他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收集的韩国与日本历史文献，考察了近代以前韩、日两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尤其是在日、韩两国地名体系中鲜明地以中国文化为雅正的思潮。张伟然教授以“古代文艺中的潇湘八景”为题，详细分析了在中古时期文学、绘画与音乐艺术创作中大量出现的“潇湘”意象，指出所谓的“潇湘八景”并非是当时湖南地文与人文景观的写实，更多带有当时人们对潇湘地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想象与发挥，至于为何这一现象到明代以后突然衰落，目前还难以找到确切的解释，他认为可能与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转型有关。张晓虹副教授的“开埠与区域城市化——以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聚落变迁为例”一文，主要是通过分析开埠以后上海地区乡村聚落的数量与规模变迁，探讨城市化对乡村聚落的影响，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将数字化技术应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尝试。朱海滨副教授的“堕民来源新探”，用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手段，论证了浙江地区的堕民，从语言、习俗等多个方面，都与广东的疍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提出了堕民极有可能源于疍民的看法，试图结束以往关于堕民起源众说纷纭的状况。
王建革教授的研究则代表了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的另一个发展趋势。他以“役畜与华北小农生态空间”为题，利用大量地方文献、档案资料及文学作品中关于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的记录，用生态学中“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在华北社会中存在着役畜、人、社会所占据的不同生态空间。与此同时，王教授还试图为我们展现出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社会中，生态空间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复杂而生动的过程。安介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河流与民族——清代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主要是在蒙古各部落生存特征的基础上，讨论清代蒙古各部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韩昭庆副教授的“改土归流及其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一文，从生态基准的角度，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了清代改土归流后，大规模的人口进入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所导致的贵州地区自然环境破坏，尤其是坡地区石漠化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下迅速扩展，成为不可修复的顽症。杨伟兵老师的研究兴趣同样是贵州地区，他报告的题目是“《围城日录》及其反映的明代贵阳城市生存状况”。文章利用首都图书馆所藏的明代贵州地方资料——《围城日录》中的记载，探讨了在围城状态下，明代贵阳内部城市社会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非常状态下的社会各阶层所采取的应对反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汉族与少数民族杂错分布地区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
这次报告会令人稍感不足的是报告的论文数量虽多，却未按内容进行排序，主持报告会的葛剑雄教授希望明年可以分成若干个专场论文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