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哈佛燕京学社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主办。哈佛燕京学社是享誉全球的学术重镇，每年资助一定数量的东亚地区学者赴美参与研究访问。作为哈佛燕京学者最为密集的学术机构之一（迄今为止，本所共有8位哈佛燕京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及合作。

    本次会议共13位报告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学者的学术背景涵盖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本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准、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

   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首先由会议召集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吴松弟教授致辞。吴教授回顾了本所创始人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区域差异方面的创见，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点明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和意义。随后，日本上智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代表顾琳（Linda Grove）教授，代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致辞。裴教授在信中回顾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学社之间深厚的学术渊源，并预祝本次会议成功召开。之后，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致辞。他用“非同凡响”来形容哈佛燕京学社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本次会议，对会议的国际化程度表示肯定，并高度赞扬了两所研究机构共同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致辞结束后，与会代表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合影留念。

    18日上午的主题报告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主持。首先由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做题为“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的主题发言。包教授从自己对浙江金华的研究入手，介绍了地方史研究在中国和欧美学界的差异，并以近年来欧美学界对地方史的典型研究为例，介绍了欧美研究地方史的五种路径。提问的焦点主要针对“施坚雅模式”的借鉴和批判、核心-边缘理论在实例中的运用等问题。第二个主题报告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罗志豪（Erhard Rosner）教授，题目为“帝王眼中的地方区域：以地名为例”。罗教授以他即将出版的关于中国地名的新书为基础，主要介绍了西方对于中国地名的研究，并以不同朝代几种不同类型的地名为例，研究中国地名的演变及从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提问聚焦于地名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地名更变与政府机构等等。

    18日下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天纲教授主持。第一个报告是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滨岛敦俊教授所做，报告题目为“国家与地方：弘治正德年间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改革”。滨岛教授以自身对江南水利史近五十年的学养为基础，讨论了江南的圩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探讨了17世纪以常熟为样板的江南水利改革，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赋役改革及城居地主等问题。评论人朱海滨教授补充说明滨岛教授对于江南水利史的学术关怀及研究取向，与会者还对江南区域的代表性、开发史的单线进化模式以及城居地主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第二个报告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题目是“‘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范教授在研究明后期至清中期苏州的社会时尚的基础上，阐述苏州在当时全国引领时尚潮流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对明清生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评论人张晓虹教授认为这是一篇关于前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经典研究，随后的讨论集中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士大夫文化与普通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苏州士人和安徽商人在创造苏州文化中的互动等等。第三个报告来自顾琳教授，题目是“研究中国商业惯例的日语资料：对中国华北地区性商业网络的研究”。报告主要介绍了明治以来各种关于中国商业情况的日语资料，由此研究商业网络在华北地区的形成。评论人上海社科院王敏教授点明了这一研究是讨论中国如何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过程，并指出外语文献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讨论主要围绕对中、日语资料可信度的判断、日语资料数位化的最新进展等问题。第四个报告是来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林满红研究员，题目是“银价贬值与中国的国家贸易收支（1874-1911）”。该研究充分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优势，探讨清末汇率的变化趋势、国际贸易中的汇率及非汇率因素、地方经济对国家层面上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重要问题。评论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丹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国际贸易在当时经济体中的影响程度、进出口贸易中市场需求的影响以及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等关系提出讨论。第五个报告来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王玉茹教授，题目是“乡村土布与现场经济社会：以高阳为例”。报告以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对于河北高阳县工业和社会调查为基础，探讨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评论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赞赏这种将经济史和政治史、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与会者的讨论则关注于军阀政府对县级政府的影响、高阳土布业与新式布业的关系等等。

    19日上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主持。首场报告是史地所满志敏教授的“清末地理知识大发现下的地方与中央互动关系”，主要研究近代传统舆图向现代地图的转变，介绍了研究者长期收集的多幅地图。评论人韩昭庆教授肯定了该报告在地图史研究中关注国家和地方的新视角。讨论集中在近代地图编绘过程中，西方传入的正切投影方式如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相结合、近代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与《大清会典》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教授报告“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光绪三十三年龙泉县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该报告利用收集、整理中的浙江龙泉县司法档案，考察地方基层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评论人安介生教授认为该报告研究视角独特、材料解读深刻。关于这一报告的讨论集中在近年来地方史学者在收集地方档案的新动向，以及如何运用地方档案挖掘民众的声音等问题。之后，吴松弟教授报告“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评论人李晓杰教授肯定了报告人利用家谱将科举和家族相结合以及基于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讨论集中在编修家谱和进士功名之间的逻辑关系，家谱的文化资源是如何从晚清延续到现在等问题。

    19日下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潘天舒教授主持。首场报告来自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罗士杰的“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1850-1862）”。报告人从西方史学的视角出发，对于“金钱会”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反思了“宗教动员论”。评论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钟翀副教授对罗氏所提交论文中史实的准确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讨论了地方宗教观念。与会者的讨论集中在“金钱会”组织的地方特性是如何体现，个案的代表性程度等问题。最后，由来自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吴疆及地理学院童道琴助理教授共同合作的“中国区域宗教系统的GIS数据模型及其空间分析”。该报告以施坚雅九大区域为框架，以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宗教寺庙数据为基础，对区域宗教系统进行空间分析，对于宗教寺院在空间区域的聚集性、寺庙分布与交通的关系，及区域宗教系统的核心-边缘等方面得出结论。评论人满志敏教授充分肯定了对大区域内宗教现象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并对进一步提高数据的时间精度及多要素分析提出建议。与会者对于区域宗教系统概念的提出、数据存在的缺陷及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由顾琳教授与包伟民教授主持的关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圆桌讨论。顾琳教授首先抛出何为国家、何为地方的问题，由此各位与会代表对于国家和地方在地理范围、行政区划、想象构建等不同层面中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地方史和王朝史之间的延续和割裂、从上向下和从下向上的研究路径展开讨论。在这一论题下，与会代表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史学研究范式在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包伟民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大多数是和谐的，并不像西方历史中所表现中的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对立。他以同乡的概念为例，认为以中国政区为基础的地方认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可以较好地协调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地方和国家的观念是相对的，并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安介生教授则强调了理论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王玉茹从经济史的研究模式出发，提出对于地方史个案的研究要有前提限定，避免过度推广。包弼德以手绘“九州”和“五服”的方式，回应了包伟民教授所置疑的中国史学研究在应用西方理论时存在的水土不服问题，认为中国史学传统中也存在着模式与理论：“理论就是理论”。罗志豪博士提到西方中国史对国家和地方之研究中的缺陷，而林满红研究员以铜钱的发行和使用为例，将会议的讨论拉回到国家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朱海滨教授提出对地方史的研究应落实在具体的案例中，从中提出不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地方史的研究。吴松弟教授认为地方史的书写应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充分重视地方特色。韩昭庆教授从地图史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呈现形式。潘天舒教授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及空间转换对认识该问题应该会有所助益。最后，来自美、日、德的三位学者分别从自身的现代生活经验出发，叙述了在三个国家中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为会议的结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