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如森副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发展在内容和形式、时间和空间上的新内涵。认为中国近代北方经济，在产业结构上，由以承自本土的自足性农牧业为主导，向以源自英国的市场化工业为主导转变；市场结构上，由以往以本地和国内市场为依托，逐步纳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之中；空间结构上，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发展，以东部沿海水平最高、西北边疆次之、中部内陆最低。市场化工业经济的不断壮大，是中国北方近代经济的中心线索。

张永帅副教授围绕云南口岸贸易和抗战期间的西南开发，介绍了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演变趋势，及蒙自、思茅、腾越各口岸，在贸易增长幅度、变动程度、进出口贡献率、收支状况等方面的鲜明差异。同时从军事需要、地理位置、经济需求等方面，分析了1939年以后以铁路为主的西南地区经济开发活动，提出了经济布局与民族关系、利用外资与民间投资的互动等后续研究课题。

王哲博士分享了关于历史数据可视化的研究心得。他指出，以往的GIS技术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多为“可视化叙述”，即利用GIS输出佐证性材料，而充分利用GIS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他结合对清代中国粮食价格分析，以数据质量较好的乾隆、嘉庆年间粮价为基础，通过数据可视化手段生成直观图表，指出粮价的小波动多受天气和战乱因素影响，总体而言，南方米价的月价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分布阶梯性特征，但这种阶梯分布规律，到后期越发不明显。在对南方小范围的分析中，他发现广东、广西地区出现典型的生产和消费耦合；北方尚未形成小的区域市场，内部结构比较松垮，成为南方地区粮市的下级市场。

王列辉副教授利用2007年和2015年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数据，建立起“站点—站点”矩阵，利用Gephi网络分析软件和因子分析，探讨在新设高铁网络中不同城市站点的获利情况。指出新站点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在“偏移—分享”分析中，新站点的发展得分较低；对于高铁网络中的中心城市，中、东部省城城市、直辖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受惠最大，西部中心城市的高铁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西部形成“低水平均衡”格局，而在高铁网络中，地级市发展较快。表明高铁发展，已从强化中心城市时期转移到提高中等城市、中东部中小城市转移。

姚永超副教授通过对东北近代经济地理的再研究，认为应该着重利用满铁资料、中国旧海关史料等，以近代化为主线，以港口—腹地的互动发展为视角，将研究范围从重东北南部延伸到东北全区域，在研究技术上向包括GIS在内的多学科借鉴，研究资料上继续丰富扩充；并且，有必要将东北近代经济地理资料的再整理，提上日程。

毛立坤副教授分享了其对历史研究选题、新资料的发掘和资料利用等方面的新认识。认为他人的研究愈发密集的情况下，选题越来越难，就越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资料、新的解读、新的灵感。他结合香港城市史研究经历，指出要积极尝试外文材料的解读和多学科理论分析，同时转变陈旧的历时观念；在挖掘新史料时，要有历史场景感，及时记录围绕研究中心“凝聚”的灵感。

复旦大学史地所的部分在读硕、博士研究生，也分别就近代自由港、明清闽茶贸易、宋代海洋史、晚清上海邮政、明清温州移民、近代温州疾病与社会、清季民初上海地方自治及其官僚化、近代中国航标空间格局研究等方面，做了交流汇报。

吴松弟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上述发言表明，中青年学者在原有成果上已有了新突破，在读研究生也在各自领域有了新想法，这是学术研究的好气象。同时指出，从事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要有长远规划，选题要有“可持续性”；要开拓眼界，用国际的眼光看中国，用学科交叉的视角做研究；要学会联合，学会积极与学术届的同人团结合作；要紧跟学术潮流，从宏观处着眼，在细致处着手。他十分赞赏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认为历史经济地理学具有时空综合分析的优势，学术研究要有空间性、历史感和思想性，历史地理学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要自我“革命”、自我反思，以不断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但在同时，也要有自信、敢创新。

（本“纪要”由2015级硕士生王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