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19

在学校及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领导的多方关心与支持下，复旦大学西北史地研究青年创新团队以中心为依托，于2015年11月14-15日，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东辅楼103会议室，举办了“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学者会议。来自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及日本下关市立大学的近25名学者参加了该此次会议。

14日上午9点会议拉开序幕，开幕式由中心杨伟兵教授主持。首先，中心张晓虹主任致辞，欢迎前来参会的学者，同时对西北团队表示支持，鼓励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其后，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陈玉刚处长讲话，对西北研究团队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支持，希望再接再厉搞好研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接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以“多语言档案史料在17世纪蒙古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内蒙古大学为例”为题进行特别演讲。一一介绍阐释了内蒙古大学在近20年来，对清三朝实录的整理与出版、满蒙汉文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多语言档案史料的价值、相关研究人才的培养、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进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回答了与会学者的提问。

10点15分开始，会议进入报告与讨论阶段。首先，宁夏大学段玉泉以“多语言文本对勘在西夏学研究中的运用”为题，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利用目前出土的夏、汉、藏三种文本的西夏佛教文献进行对勘，得出“多语言文本对勘在西夏学研究中不但可以解决西夏语言学问题，同样可以用于解决佛教流传史的分歧。因此，它既是一种语言学工作方法，同样也是历史文献学之工作方法”的结论。

陕西师范大学马强多年关注回族表话问题，自身又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在其报告“西北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中的多语言史料问题——以表话仪式为视角”中，利用自己近年探访、搜集、整理的回族表话，揭示出了回族社会内部其文化所显示出的多样性及与周边民族间的适应性问题。

中心路伟东老师利用GIS研究方法，对明清回族进士与回族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较为显著。除个别地区外，回族进士的空间分布状态大体可以反映回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状态，回族进士对研究历史时期回族人口的规模及分布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14日下午的报告与讨论，首先，西藏大学古格・其美多吉以“西北”字样，专以“论松赞干布时期的行政区划”为题，利用藏文文献史料，探讨了赞普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行政区划——六奎、六茹、六十一东岱及其下面的“本”的问题。强调“许多地名目前已经消失，而且相关论文较少，已经出版的历史地图中也没有标清其边界”，因此急需我们这代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和确认，将其表现在地图上，此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接着中心任小波利用碑文等汉、藏文文献，基于其扎实的古藏文功底，着眼吐蕃的部落兵制和帝国体制，试图从“马重英”、“立新君”两个关节点入手，去透视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陷长安战役在当时的吐蕃军政体制中的地位问题。

兰州大学阿旺嘉措，通过与敦煌文献中的卦辞P.T.1047原文的对比，逐个指出前人翻译中的误点，阐明了文献的原意，为学术界正确理解这本卦辞内容做出了贡献。阿旺嘉措还强调“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大量的古藏文词汇，这些词汇都是藏文文字没有厘定前的词汇，没有一定的古藏文基础是不能理解原文，故对翻译者的要求也就高”，“理解和表达是翻译主要的程序，做好翻译首先要理解原文，原文都理解不了表达无从谈起”，“学术的进步应该体现在越接近于事实的真相”等。

其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徐华兰，以《萨迦道果文献集》中所录的萨迦四世祖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著的《扎巴坚赞传记》为中心，参考《萨迦全集》中所录的《扎巴坚赞传记》及《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料，对萨迦家族著名人物扎巴坚赞的生平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温海清的报告，比较明代编纂的《元史》及蒙古伊尔汗国史官拉施特丁所著的《史集》中记载的相关内容，围绕元代及其后流行的忽必烈远征大理国是针对南宋所采取的“斡腹之谋”的问题展开论述，认为“蒙古人起初并无以大理‘斡腹’而捣袭南宋的深远图谋。忽必烈之所以往攻大理，是因面对南宋川蜀地区强固防守力量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举”。

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的报告，基于其自身主持编译的清代《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的满文奏折内容，以乾隆初年清朝理藩院、内务府等机构接待准噶尔汗国使者时所展现的礼仪为切入口，探讨了清朝面对非汉文化外藩时所采取的礼仪问题。作为多年研究清史及满学的学者，他深刻地揭示了清朝的国政特色及其内部有关礼制的分工问题。

中心佐藤宪行的报告，以“《理藩院则例》与《清实录》、《大清会典》在一起，是清代蒙古史研究的最基本史料之一，而且关于其成立过程及版本研究的成果很多，但关于其中各个规定的制定过程或其社会背景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为问题意识，利用蒙古国立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以道光三年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发生的烧毁民人房屋事件为中心，阐明了《理藩院则例》中四条规定的制定过程及其背景和意义。

最后，日本下关市立大学的橘诚，围绕20世纪初期发生的外蒙古撤治事件，以先行研究皆将此一事件置于“一国史(各自国家的历史)”的框架内加以认识和探讨为由，提出有必要从世界史的角度探讨东亚其他运动与外蒙撤治之间关系的新思维，通过将广义的蒙古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给东亚带来的影响，在当时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等整个东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了外蒙撤治问题。

15日的报告从上午8点半开始。首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道帏・才让加，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历任政教首领或行政长官颁发给西藏贵族世家江洛金的三件藏文铁劵文书，通过对其成文年代的考证及内容的阐释分析，揭示了江洛金此一贵族世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同时尝试性地论述了西藏地方政府时期政府与贵族个体之间的具体关系。

内蒙古大学宝音特古斯的报告则针对1717年准噶尔6000人军队远征西藏时所穿过的路线问题，利用康熙朝满文档案史料，进行了详细考证和确认。得出“准噶尔远征军是由克里野路穿越昆仑山而悄无声息地抵达藏北纳克产地方的”结论，同时对满文“克里野keriye”一词为何于乾隆年间变成“克勒底雅”的问题也给与回答。

中心齐光的报告，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档案及藏文《颇罗鼐传》等史料，阐明了1727年颇罗鼐基于自身实力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后，清朝着眼现实不得不承认他的权利，其后急忙利用颇罗鼐与拉达克汗王尼玛那木扎勒之间已建立的私人关系致书拉达克汗，从此开启了通过拉达克来收集准噶尔情报渠道的史实。同时探讨了颇罗鼐在清朝帝国政治中的地位及清朝驻藏大臣的职责问题。

接着安徽大学的黄凰，基于其考古学出身的经验与知识，利用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图画记载，探讨了古代中原人士所使用的化妆品，是否受到“西北”民族的影响，或一部分化妆品是否由来于“西北”的问题。内容详实，颇有意思。

陕西师范大学张莉的报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新疆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由浅入深地探讨了清代以来天山北麓地区的环境史的问题。认为“边疆的环境史是以政治为核心的。那么，在我们思考边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中经济的和生态的内涵之外，考虑到政治的内涵”。

中心樊如森的报告，以近代的中国西北地区为大舞台，注重茶叶产地与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考察晚清民国时期西北茶叶贸易的运营组织、商品类别、供货渠道、消费群落等问题，探讨了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经济之间通过茶叶的生产、加工、运输、消费链条而构建起来的新型市场一体化时空发展进程。

最后，中心姚大力教授对学者们的报告给予精彩点评，并期望青年学者们继续努力。

从以上报告及探讨的内容，可发现与会学者在西北史地研究上的卓越表现及其扎实功底。绝大多数学者皆能各自利用汉、西夏、阿拉伯、波斯、藏、蒙、满等语言文字史料，进行相关课题的独立研究，且其问题意识新颖、史料详实、考究细致，分析得当，结论准确。历史及历史地理的发展变迁是复杂的、多元的，其前进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尤其在“西北”，这种当地民族传统积淀丰厚、多样性十足的内陆亚洲腹地，我们很有必要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文献、图画、遗迹、出土文物等，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细细地摸索和探寻事务、景物的变化发展脉络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