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4
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地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5月14日—15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的16位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共襄盛举，从历史地理、环境史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讨论。会议由特邀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组成。
一、历史地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作了题为《环境史的创新精神》的特邀报告。他认为环境史呼吁的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带来我们如何研习历史的根本的改变。报告从五个方面讨论了环境史的创新价值。第一，环境史中对于人的定义。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学者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然的理论重新放到历史演绎之中，改变传统上强调人类脱离自然的观念，把人类重新放回到自然之中，研究人类如何在自然之中生存的过程。第二，环境史推动与自然科学的联盟。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赋予我们的事实和方法，还关注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寻找的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样是人口增长的过程，整个历史最根本最重要的驱动力是人口增长，文明本身也是人口增长的结果。第三，环境史展开新的多元时间尺度。沃斯特认为传统的历史学者不太关注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没有被书写，而没有档案就没有历史是愚蠢的说法，环境史学者对历史分期更具灵活性，不仅仅是政治分期标准，环境史研究可以把时间推到更远的过去，强调各种此前不关注的问题。第四，环境史重视地方生态。沃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要把真正的地方放回到历史中间，然后去做最切实的理解，重塑历史过程中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历史。第五，环境史需要更宽泛的道德价值。沃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并不完全排斥传统历史研究所秉持的德道价值观，而是仅仅排斥人类例外论，环境史学者认为人类与自然同属于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应该认识到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侯深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令人不安的史学：美国环境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之反思》的报告。侯深从环境史的美国学派出发，首先针对欧洲和中国学者对于美国环境史的误解，认为他们之所以把美国环境史看做荒野叙事，是因为中欧学者有想与美国学者划出一条界线的心态，实际上中欧学者是强调文明研究路径上的不同，而不是史学问题上的差异。然后报告对美国环境史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出现的三个关键词“文化转向”、“杂糅”、“人新世”进行了解读。同时报告对美国环境史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认为“共同演化”和“人工环境的脆弱性”要比“杂糅”和“人新世”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最后，侯深再次强调了环境史的道德关怀，强调对地球上其他生命形式和地球本身同样需要人类去书写。
复旦大学韩昭庆教授作了《再议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的关系》的报告，认为环境史重在研究人地互动，而历史地理学重在研究人地关系，两门学科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却又不尽相同。环境史研究可借助中国历史地理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来深化自己，实现环境史在中国的本土化，而历史地理可将环境史的一些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从中国历史地理角度回应环境史提出的一些问题，亦有益拓宽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视域。报告强调了环境史面对大众的书写方法，也会对历史地理的叙事方式产生影响。认为从历史的维度构建我国生态文明的内涵，推动环保问题深入人心是环境史在中国的本土化意义之所在，而历史地理如果借鉴环境史的书写方式，在我国构建生态文明过程中无疑会发挥中坚力量，延续其经世致用的学科特点。
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新视角
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在历史地理、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具体操作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也是本次研讨会交流的主要内容。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曲江池历经的岁月——从历史地理、环境史、生态文明视角加以观察》，报告通过对曲江池历史文献梳理，介绍了曲江池历经的岁月，得出了今天的大唐芙蓉园和曲江遗址公园继承了曲江池的结论。进而通过对曲江遗址公园的实地考察，认为历史地理学角度就是借助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研究成果，观察复原过去的地理状况。环境史学的参与是要了解古代到现在入园的条件，还要考察入园者的感受。而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针对当前情况而言，以政府为主导，借鉴历史情境、场景、人物故事造园。报告认为以曲江池游今地为例，从历史地理、环境、生态文明视角加以观察，感受到明显的时代变迁和地理演变过程，各个学科有自身的由来和研究职责，比较邻近的学科结合在一起，相互启发和促进，必将有助于推进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认识，越来越受益的将是民众和社会。
云南大学的周琼教授通过《中国自下而上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型范式研究——以云南西畴模式为例的探讨》的报告，认为云南省西畴县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西畴模式），是中国自下而上的生态文明民主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这种由村民自发采用“炸石填土”为主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昔日山石密布的山地田坝，变成了苍翠的树木、丰收的庄稼，直接展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的最佳效应。该模式对学界及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中国目前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控制且缺乏民主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进行了否定。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祥学报告的题目是《元明以降桂林漓江沙洲发育与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报告指出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双重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桂林城市水系有一个显著的变迁过程。自唐之后，漓江河曲的发育，深受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影响。由于大量人口迁入桂北山区，从事农业垦殖后，导致漓江来沙不断增加，桂林漓江段沙洲不断发育，该段沙洲由原来的訾洲，发展成蚂蟥洲、伏龙洲、安新洲等，一些沙洲进而开始与陆地相连，对漓江河道的重新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桂林段漓江河道沙洲的形成与发展的分析，得出了当今漓江水环境的保护必须要有全域治理观念的结论。
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报告的《太湖水利的历史经验与清、静、活、缓水流的恢复对策》，通过对太湖的形成与发展、吴淞江河道的形成与发展、太湖东部地区河网与圩田体系活水周流、江南运河的形成与发展对太湖水利的影响、水生植物的种植对水质清洁与水景观构建五个方面的解读与分析，系统介绍了太湖地区水利的历史经验，对恢复传统清、静、活、缓水流提出相应的建议。
上海师范大学尹玲玲教授报告的题目为《论江陵“息壤”与鲧禹治水》，报告从《山海经》中“息壤”一词被泛化讲起，认为其偏离了对鲧禹治水神话背后历史真实的认知。而历代关于江陵“息壤”的记述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文献序列，且在今湖北江陵沙市可得到落实，通过对该地区地形环境的分析，认为鲧禹以来江陵“息壤”锁镇水旱深具科学内涵。
复旦大学杨伟兵教授和徐安宁博士报告的《明清以来㳽苴河流域的水系与河道治理》，通过对明清以来史料和实地调查的分析，指出云南大理洱海北部弥苴河水系的演变，是主干河道逐步固定、支流不断疏导、末端河渠开凿改道的过程。这三种过程并非截然分开的，存在着发生阶段的重叠和部分同步，其实正是水系环境不断水田分离演变的常态，也是水体逐步退却、泥沼涸出、渐次旱田化的过程。明代军屯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活动加大，人们对㳽苴河水环境作了较大改造，其中以修筑弥苴河堤、防止河水泛滥为首务。而随着河道的逐步稳定，在取水灌溉或泄洪所需下，开凿分水河渠，客观上又提高了坝区的水网密度，促成了邓川等洱海流域北部坝区从浅滩泥沼之地逐步发展为水乡高地，使之成为明以降地方粮食生产重地。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俊范的《近代以来太湖平原的“市河”问题》指出以“市河”为中心的城镇河流体系是江南水网的重要组成形态，直接为密集的城镇人口提供经济和生活资源，并作为区域交通网络的一个个中枢影响着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应成为水环境治理的关键点。报告通过以近代以来江南城镇普遍发生的“市河”衰退及其环境效应为切入点，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影响下的区域生态环境演变机制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活水周流系统的重建，部分的恢复，进而重建太湖平原城镇水网，恢复城镇主要河道是可行的生态恢复策略。
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报告的题目为《1815 年坦博拉火山与云南哈尼族大起义》，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常常以极端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1815年坦博拉火山喷发，影响巨大，直接导致作物减产。而此时哈尼族处在王朝和异族封建土司的双重压迫之下，承担名目繁多的封建义务，普通哈尼农民劳作一年难保温饱。同时哈尼族的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纠结在一起，加上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农业大幅减产和政府的应对极为无力导致了1817年云南哈尼族大起义。报告的结论认为极端气候事件产生的环境压力，本身存在区域的差异，社会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和经济稳定性也存在历史性的差异和区域性差异，而19世纪初的哈尼族地区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极不稳定的时期，当环境、社会、经济的多种敏感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崩溃的阈值就变得很低，当一旦碰到极端气候事件产出的超常的环境压力的时候，传递到社会内部就有可能引爆内在矛盾导致社会崩溃。
复旦大学王大学教授通过《环境、救灾与慈善的相反相承：以乾隆朝直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中心》，指出乾隆朝社会保障系统建立的过程中，救灾、慈善组织空间分布与环境各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通过对《赈纪》、《乾隆畿辅义仓图》、《养局案记》三份材料中的数据提取及数据库建设，绘出清代直隶义仓分布图，留养局分布图。发现义仓空间分布相对均衡。留养局多设在县治、河流交界和县界处，且与交通路线关系密切，部分府州留养局的设置与河流水系导致的灾害频繁仍有关系，进而发现两大体系是拱卫京师的特殊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两个体系的设立过程中，救灾的因素与设立过程中考虑的环境因素连接在一起，与政策之间是相反相承的。
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景观何处是风景——明清地方志中的景观迷失与错位》，指出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史料与环境本身的地域性和环境史内容的广泛性相契合，从而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针对环境史的核心议题——景观研究，报告认为传统地方志中的景观转录与记述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景观的迷失与错位，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与地方志夸饰附会这一取向、通病密切相关。进而得出了利用地方史资料来研究景观，不能为某些文字资料的表象所迷惑，而真正的看点在于这一表象背后的本源、内涵以及文本取舍的旨趣差异的结论。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再思考
生态文明建设是历史地理、环境史学科的重点现实关注之一，与会学者针对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学术上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通过《他山之石——多元比较中的中国灾害话语及其变迁》的报告，从比较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时期各种不同形式的灾害话语构建及影响进行解读，认为灾害话语涉及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并且具备其他话语不曾拥有的对自然、人文话语的高度关联性，进而让我们从天人互动的角度去参悟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大趋势。报告从历史灾害话语变迁的角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西比较之路上，逐渐凝结为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新环境话语，而这样一种生态话语竞争更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自然、环境或灾害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理智地对待自然和人类本身，从而形成“人类共同体”的全球共识。
上海交通大学李玉尚教授报告的《从水产养殖历史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梳理了中国水产养殖的历史，认为中国水产养殖发展过程是从淡水养殖与海水捕捞到海水养殖再到远洋深海养殖的过程。把中国水产养殖放到世界来看，在世界水产养殖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从中国的水产养殖经验里面寻求本国的养殖道路。对发达国家来讲，大量闲置的水面，对高品质水产的需求，他们对中国传统养殖是非常有兴趣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水面和食物的匮乏，他们对中国现代养殖技术的需求非常迫切。报告指出今天中国无论淡水还是海水养殖已经走到历史以来最高峰。远洋养殖是未来中国水产养殖的一个新阶段，沿海和近海的生态保护和远洋海上牧场的海上配合，将会是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方式，也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作了题为《工业文明的核心机制：科技产业污废链与全球化食物链》的报告。通过对工业文明的阐释，他指出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科学技术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科技产品都有污废周期。针对科学主义的两大堡垒化肥与医疗，报告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粮食和寿命是有限度的，不会无限增加，因此未来指引时代前进的是把自然作为主体的生态学，只有社会大部分人把自然作为主体，生态文明才能建立。
在研讨会过程中，李玉尚、田松、刘详学、周琼、安介生、钞晓鸿教授分别对与会的报告进行了客观而深刻的评议。在最后圆桌讨论阶段，与会学者针对历史地理和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对环境史、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衰败论、破坏论进行了深刻思考，对人类的发展在自然中的定位进行了建设性反思。最后在与会专家意犹未尽的头脑风暴中，历史地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苗鹏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