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地理

张伟然     2013-10-15

      将“地理”二字与西文的 Geography相对应,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分布规律及其成因的科学,包括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分支领域,这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从这一意义而言,地理学的现代概念完全是外来的。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地理学的观念,而且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西方相比自成体系。“地理”一词最先见于《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这一阐释较为含糊,大略可以理解为山川形势。因而地球表面具有地域差异的事象在古代一切均可以“地理”二字出之。如《汉书·郊祀志下》称:“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这指的是自然环境要素;《汉书·王莽传下》载:“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这大体指一种地缘政治形势。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博物志》卷一所言:“地理广大,四海八方”,这简直指整个地表范围;而《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称:“写了他地理角色与来人”,这又具体指地址以及行走线路。
      如果当作一门学问,“地理”在中国古代也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山川形势与星象、阴阳相结合的相地术,即风水地理。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存目二所录明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明罗珏撰《地理总括》三卷,以及不著撰人名氏的《地理玉函纂要》二卷,都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门学问起源甚早,自唐末以后大盛于世。元人称:“极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书自负,塗之人人人以地理术自售”[1];实际上,直到晚清民国这一情形在民间依然改变无多。由于其要旨在辨阴阳、卜吉凶,与科学精神相去甚远,本文对其且不加讨论。
      地理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问,其在中国形成始于汉代。东汉班固为西汉一代撰述国史,编成《汉书》,其中关于地理方面的专篇即为《地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为名的地理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地理学至此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国的地理学知识并不自《汉书·地理志》始,最早的典籍当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包含九州、导山导水、五服三个部分。历史上曾长期认为它是大禹治水成功的纪录,而九州是当时曾实行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它只是战国时期人的伪托,大一统思潮兴起之后的产物。
      与《禹贡》差相同时的地理著作还有著名的《五藏山经》,即现存《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有人认为它成书于《禹贡》之前,如顾颉刚先生;也有人认为它受到了《禹贡》的影响,如王成祖先生。但大体说来,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它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共26篇,俨然将地面分为五大区,通过山列的走向记载各地的矿产、奇异的动植物乃至巫医、神话传说。它记事带有很明显的夸诞、浪漫的特征,难以征信,因而其地理价值根本不能与平实质朴的《禹贡》相提并论。
     《禹贡》中各部分的地理价值当然也不可以等量齐观。有人认为其精华在导水、导山的部分[2],从知识的准确性而言此说不无道理,但若考虑到知识体系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禹贡》最有价值的部分无疑是九州。它所划分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彼此间的界线都是自然的山川;每一州又分述其山川、泽薮、植被、土壤、赋税、贡品以至贡道(交通),贡品中既有天然的动植物、矿产品又有人工培植的或手工艺品。叙述的内容从自然到人文,尽管未免有想象的成分,但已充分体现了作为现代地理学核心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构成了我国区域地理最早的范式。即便在世界上它也是最古老的区域地理著作。
      在《禹贡》与《汉书·地理志》之间还有一些其它的典籍含有部分与地理相关的内容,如《管子》、《吕氏春秋》、《尔雅》、《周礼》、《史记》。托名管仲所作的《管子》实际上主要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其《地数》、《地员》、《度地》诸篇涉及到矿藏、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不妨认为是自然地理知识的萌芽,只是这些知识并没有对传统的地理学体系产生影响。《吕氏春秋》的《有始览》包含着对“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诸概念的解释,但这些概念及解释都不很可靠,颇有向壁虚构之嫌。
      同样提出了九州概念的还有《尔雅》和《周礼》,这些九州与《禹贡》中的划分各有异同。《尔雅》大约成书于汉初,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书,其《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包含许多地理知识;尽管受体例的限制,这些知识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有机联系,但由此可以了解到许多地理名词的来历,其中有不少在后世已经发生了变化。《周礼》与地理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职方氏》一篇,过去传说它是周代的制度,实际上不过是西汉末年刘歆为王莽篡汉制造舆论而编造的。《职方氏》中的九州方案,每州都列出山镇、泽薮、川、浸、出产、居民男女比例、畜宜、谷宜,其叙述内容与《禹贡》大体相仿而文句更为整齐单调;所谓“川”、“浸”、“泽薮”彼此的区别并不很清楚;况且各州之间也没有交待具体的界限,一望而知是以《禹贡》为蓝本而炮制出来的。
     《史记》是班固在修《汉书》时着重参考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过去不少人喜欢比较班(固)、马(司马迁)优劣,普遍认为司马迁更为杰出;实际上持此论者不过是觉得《史记》行文生动,阅读时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若以专业的角度视之,《汉书》在许多方面无疑更胜:它语言平实,好用古字,这些颇受非议的地方都是其学术气味更浓的表现。以地理方面而言,尽管我们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可以发现《史记》中有不少地理内容,如《货殖列传》、《平准书》可谓是经济地理专篇,《货殖列传》中还提出了我国第一份内容相当翔实的经济地理区划;此外《河渠书》可谓是水利、河道变迁专篇,《封禅书》包含有不少宗教地理、自然地理资料;但按照传统地理学观念,司马迁的意识终究还是不够的。例如,从战国到秦社会变迁那么剧烈的一个时代,《史记》中竟没有一个相当于后世《地理志》之类的专篇,以致后世对于当时的地理状况虽努力研究,却一直不能有满意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的遗憾。
     《汉书·地理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问世的。它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著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著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著作。——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著。
      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又不带历史色彩,这样的地理学著作在我国传统中固然也不乏,而且它们也得以分享“地理”这一称号,但它们一直没有成为地理学的正宗。史载南朝时庾仲容曾抄“众家地理书二十卷”行于世[3],当时阴阳地理之书在社会上并不流行,这些“地理书”显然是自魏晋以来蔚为风气的图经、地记之类,可惜这些地理书命途多舛,后来大多佚失了。宋元以降,这一类著作不绝如线,甚至还出现了《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这样在科学史上遥遥领先西方数百年的伟大著作,但传统地理学的观念和体系并没有因之而有所改变。
      周振鹤先生提出,到了晚明,由于《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广志绎》两大著作的行世,已使得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脱离历史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4]。这一主张显然是考虑到这两大著作在科学史上所具有的价值。但考虑到它们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笔者觉得恐怕还是将传统地理学脱离历史学的时间下推到晚清更为妥当。
      在清中叶修撰的《四库全书》中,地理类作为史部十五类中的一类,下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外纪九属。这一分类将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公私书目中笼而统之的“地理类”条分缕析,直观地显示了传统地理学发展到极致时它所拥有的知识体系。与《汉书·地理志》的时代相比,此时地理学的知识积累已庞大了许多,但知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徐霞客游记》被编入外纪之属,而《广志绎》被列为外纪之属存目。这与《汉书·地理志》在叙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及一应地理资料之后,将朱赣《风俗》辑而论之并附载域外地理的做法如出一辙。可以说,《四库全书》地理类各属的知识类型在《汉书·地理志》中都已经出现了。
      自晚清输入现代地理学的观念以后,我国传统的地理学被称为“沿革地理”。上世纪50年代,在侯仁之先生、谭其骧先生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呼吁、倡导下,沿革地理最终被改造为历史地理学,由此实现了地理学在我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二、沿革地理述略
      沿革地理现在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民国它曾盛极一时。“沿革”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沿”和“革”分别作为动词,前者指沿袭前代,后者指对前代的建置有所变革;其二,当它们组合成为名词的时候,一般特指行政建置的变化。沿革地理指的是以沿革为中心的地理,其研究对象以疆域政区为主,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比勘不同时代的变化,而极少进行更广的考察和更深的探索。也有人称之为地理沿革。
      沿革地理的发展具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这方面的鼻祖是《汉书·地理志》。它开头征引《禹贡》和《职方氏》,旨在表明古今疆域政区的异同;主体部分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其历史地理意义十分明显。此后历代正史十分注重《地理志》的修纂,凡有志便有《地理志》,二十四史中共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十六部地理志。
      在这十六部地理志中,最重要的是《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不仅自我作古,开百世典型,而且它还是修得最好的一部。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以西汉郡县作为纲目,注文中记载了各郡国和若干大县的户口数,当时四百多条水道的源流,政府设在各地的盐、铁、工、服等手工业管理机构,以及各地的名山、矿藏、陂泽、神祠、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等等,后来的地理志没有哪一部堪与比肩。其篇末所辑的朱赣《风俗》更是堪称独步,后来的地理志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有一些简略的相似内容,而资料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它的体例相对较为严谨。地理资料是具有时效性的,行政建置尤其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政区变化有一个特点,即每个朝代初建的时候,出于安定团结的需要,往往对前代建置变革无多;而一旦形势稳定,才渐次进行大幅度的更张。因而历史上的政区差异在两个朝代之间往往不及一个朝代内部来得剧烈。地理志要反映一个朝代的行政建置,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选取一个时间断面,最好是该朝代疆域最大时的一个断面,将所有的政区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作横向展开;然后在每个政区下分别叙述其来龙去脉,反映出纵向的变化。《汉书·地理志》正是这样做的。它在户口资料首次出现时标明其时效为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区资料未标明时间,其中郡国级政区与户口资料相匹配,县级政区时效清儒钱大昕考定为元延、绥和之际(公元前8年)。这固然是班固为例不纯之处,但与后世地理志相比,《汉书·地理志》总体上仍然是最严谨的。后来的地理志对于时代断限大多很含糊,有些甚至根本就无所谓时代断限;以至于志中所载行政建置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还使得不少读者误以为整个朝代的政区便是如此。这都是传统文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弊。
     《隋书·地理志》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反映了从南北朝后期到隋代的行政建置。《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都没有志。唐初修《隋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没有志的。唐太宗命令修《五代史志》,以配合这五部史书;起先它是单行的,后来被编入《隋书》,也就被称作《隋志》。因而《隋书》中的各志都很重要。《隋书·地理志》在总序中叙及南北朝的政区概要,正文以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为断限,注文记载此前的沿革;还穿插着按《禹贡》九州的区划记载了各州的人文地理概况。虽然与《汉书·地理志》相比,《隋书·地理志》在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系统性、组织的合理性等各方面都大为不如,但比其它正史地理志则明显高出一筹。
      从唐代开始,出现了单独的全国地理总志。最早的是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泰主持修成的《括地志》。它以贞观十三年(639)的政区为纲,叙述建置沿革、兼记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共555卷。可惜后来散佚了,只有其《序略》和零星被引用的条文保存了下来。传世最早的地理总志是成书于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志》。其编者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该书以贞观时规划的十道为纲,配合当时的47方镇,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建置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其中,所记元和时的行政建置以及户、乡等地理情况为其它资料中所不载,而县以下山、川、宫、戍、故城之类小地名远较两《唐书》地理志为多。该书本来是有图的,称《元和郡县图志》,每镇一图一志;南宋时图已散佚,故只称《元和郡县志》。现存文字内容也有残缺。
宋代的地理志总志非常发达,有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共5部。其中,《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初,内容非常丰富,体例较《元和郡县志》亦有所创新,所记多宋以前事,尤以唐代占很大比重。《元丰九域志》以元丰八年(1085)政区为准,当时政区及户口资料现存仅此一份,但其它内容较为简略。《舆地广记》开头叙历代疆域,分区论述形势,此后按宋代政区叙述其沿革,所列为北宋政和(1111-1118)中之制。《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是两部以保存人文地理资料见长的总志,前者记述历代地方建置沿革其详尽程度不亚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而可信程度又有过之。它对资料都注明出处,对不同的说法详加考订,所记宋代监司的沿革尤为其它总志所无。相对而言,《方舆胜览》对于政区沿革较为马虎。
      元代出现了官修的全国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该书1300卷,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可惜这部规模空前的巨制在明代就已经散佚,如今只能看到辑本。受其影响,明天顺五年(1461)也有《大明一统志》90卷之作。其山川湖泊、津梁馆驿、土特物产、寺观祠庙、学校书院等资料均胜于《明史·地理志》。客观地讲,唐以后的正史地理志让人感觉未能达到《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的水平,全国性地理总志的兴起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对于一统志的编撰更是慎重其事,先后凡三修,从康熙延续至嘉庆,最后修成《嘉庆重修天下一统志》560卷,简称《大清一统志》。它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政区为断, 按省、府州、县三级叙述。其古迹部分对历史上大量的故城、废县作了精密考订,既用史实说明其兴废年代,又考订其今地,堪称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
明清时期还有两部著名的私修地理总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前者120卷,主要讲各地的利病,即资源、水利、赋役、民情等等。后者130卷,主要讲形势,即“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它先叙述历代州域形势,即历代的疆域政区,主体部分按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详述各地的形势、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对历史地名的考订极为精详。
      清中叶乾嘉汉学兴起以后,对沿革地理的研究曾形成一股热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其中,有对缺志朝代的补苴之作,如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洪齮孙的《补梁疆域志》、臧励龢的《补陈疆域志》;也有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考订和纠正,如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这些工作就具体结论而言有不少至今仍值得重视,但总体看来,已只有资料荟集的作用。尤其那些补志,高明得实在有限。
      沿革地理的另一条主线是水道变迁。我国处于东亚季风气候区,降水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都很不均衡,作为农业基础的水利,自来便关系到国计民生。《史记》创立《河渠书》的篇目,此后《汉书》有《沟洫志》,《宋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河渠志》。这些《河渠志》主要记载以黄河为中心的水道变迁与水利兴修,其出现与否完全取决于该朝代黄河是否安定。其中,《河渠书》记载了春秋战国以至汉武帝时各地的运河及灌溉渠道,以及西汉前期规模较大的两次河患。《沟洫志》则详细保存了汉武帝以后黄河决溢、改道、成灾、治理及其影响的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黄河河道、河性、河床、含沙量等自然特征,还保留了一些先秦时期黄河的信息。
      东汉以后,黄河安流了近八百年,因而这段时间的正史里也就不再有《河渠志》的位置。五代以后,黄河为患愈益猖獗,宋、金、元、明诸史便不得不将其作为常设篇目。《宋史·河渠志》是各《河渠志》中篇幅最大也是质量最高的一部,其覆盖范围遍及宋代全境,在内容中又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对于水利事业的重要资料网罗无遗。相对而言,《金史·河渠志》便显得粗疏,它只记述黄河、漕渠、卢沟河、滹沱河、漳河五条大河,而且内容颇多挂漏。《元史·河渠志》的粗疏犹有过之,除局部间有可取之外,从内容到组织都相当混乱。《明史·河渠志》基本上反映了有明一代黄河变迁及各省水利建设的概貌,它将海运、淮河列为专篇,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每一篇的叙述组织也清晰得当。[5]
      除了正史河渠志,还有一些记述水道变迁的专著。这方面,最著名的当然是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我国古代一直有撰写《水经》的传统,如《山海经·海内东经》所附26条水道、《说文解字》水部所据资料,都应该是不同时期成书的《水经》。郦道元所注的《水经》从内容推断应该成书于三国时期。它本来只是简略地记载全国137条河流的发源、流经和汇入之地,郦道元采取作注的形式,“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将掌握的资料分别编织到《水经》相关的字句之下,“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6]。该书篇幅达40卷,记载了大小水道1000多条。不仅注明其河道、河床、水文及沿途地貌、自然景观,而且还旁及人文内容,如政区沿革、城镇、交通、关隘、建筑、水利工程、物产、矿藏、地名、风俗、谣谚、传说等等。可以说,该书是我国6世纪前内容最丰富、完备的地理巨著。
     《水经注》之后,唐代李吉甫有《删水经》10卷,金代蔡正甫有《补正水经》3卷,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明清时期这一类著作也有不少。黄宗羲有《今水经》,较为简略。齐召南有《水道提纲》28卷,用《水经》遗意,以海为纲,所举地名以乾隆时期为准。徐松又有《西域水道记》,仿《水经注》之体,记述11个湖泊流域的河流及地理状况。另外较著名的又有《行水金鉴》和《续行水金鉴》,系统地汇集了黄河、淮河、长江、运河诸流域的水道变迁、水利工程以及行政管理的文献资料。前者176卷,傅泽洪、郑元庆编,成书于雍正三年(1725),所辑资料自上古至康熙末;后者157卷,道光时黎世序、张井、潘锡恩等编,所辑资料自雍正至嘉庆末。
      在疆域政区、水道变迁两条主线之余,过去讲沿革地理的也有人旁及都邑。这方面,古代也有不少著作,如《三辅黄图》、宋代程大昌《雍录》、明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等,现在大抵属于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在过去的沿革地理中并不受重视。
三、古代地图的测绘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工具。它用图象表达地理事物的空间存在形式,以及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空间感知,直观地显示着地理学的发展水平。
      我国古代对地图一直很重视。民国时期王庸先生著《中国地理学史》,在《弁言》中辟头就说:“我国旧日地理学的著作,以地图和地志为主”[7],这一感觉是很对的。地图的出现应该在文字出现之前。传说中夏禹曾铸九鼎,据《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有学者认为,九鼎上所铸的就是地图[8]。九鼎自秦以后下落不明,但晋代尚有流传的《山海经图》便是从九鼎之图演变而来的。
      在《诗经》中有不少关于地图应用与测绘的记载。《周颂·般》有句云:“堕山乔岳,允犹翕河”。郑玄注称:“犹,图也”,谓“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这是关于地图的应用。而《大雅·公刘》中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和“度其隰原”之句,景即日影,显然这是关于测量的资料。相传为周代制度的《周礼》中,有关地图的记载更多,如《地官》称:“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又《夏官》亦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战国后期成书的《管子》甚至列有《地图》专篇,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由此可以感受当时地图的大致情形。
      现存最早的地图实物是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7幅绘制于木板上的地图,其中6幅为成品。这些地图所表示的地域大致在今天水地区,其时代约为战国中后期。6幅地图之间互有联系,2号图下方标有“上”字注记,表明其方向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今普遍地图的方向一致。图中以突出的水系,构成图面的总体框架;突出重点,扩大主区;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还形成和应用了接合图的概念;具备了一套地图要素的表示方法,现代地图中地形、水系、居民点和交通线四大要素,在图中都有相应的表示符号。特别是处于半成品状态的5号图中用闭合曲线表示山体形状、山脉走向及山谷位置,颇接近于现代等高线的用法[9]。这不仅是我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实物。其内容之丰富、精确,绘图技术之成熟,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平。
      天水放马滩地图出土之前,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出土了3幅地图,其时代为西汉初期。这3幅地图绘制在帛上,学界根据内容将其分别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其中,《地形图》主区相当于今湘水支流潇水的上游,邻区包括今岭南的北江以西、桂江以东。《驻军图》主区大致包括潇水的上源地区。《城邑图》内容较为简略,绘制风格也与另两幅截然不同。可以推断《地形图》和《驻军图》大体出自一人之手。这3幅地图显示当时已经根据用途而区别图类,在精度确定上主邻有别、详近略远;绘制的过程中拟定比例,实测精绘,可以肯定其背后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在支持。
      这套理论在西晋时终于被裴秀(223-271)明确提出。他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篇,在序中他提出“制图六体”,即地图绘制的六项原则。他所绘的地图作为我国见于记载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古今地名对照的体例,可惜后世失传了,但他提出的制图理论却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国地图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制图六体”的前三项为分率、准望、道里,大体相当于现代所谓比例尺、方位、距离;后三项为高下、方邪、迂直,前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张修桂先生认为可分别解释为高低起伏、方位偏斜和迂回曲直,其作用在于校正图上的距离,使其与实地距离保持一致[10]
      裴秀提出的制图理论一直为我国传统的地图学者所遵循。从南北朝到隋唐,各种地图广泛流行,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一是与魏晋以降大量涌现的地志相匹配的山水都邑之图及区域性地图,如《隋书·经籍志》载有《周地图记》10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这类图往往与山水画结合在一起。二是不同时期全国性的行政区划图,史载隋代有《区宇图志》129卷,唐代有不同时期的《十道图》,如《长安十道图》(704)、《开元十道图》(715)、《元和十道图》(806-820)。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宋代,如《淳化天下图》(993)、《景德山川形势图》(1007)、《熙宁十八路图》(1073)以及沈括编绘的《天下州县图》(1088),此时一般称之为《十八路图》。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唐代贾耽(730-805)对地图学的贡献。他曾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以及《海内华夷图》,其中尤以后者影响深远。该图宽3丈,长3丈3尺,比例尺为1寸比100里,图中既区分华夷、又分别古今,古地名以黑色注记,今地名用红色注记,开后世沿革地图以朱墨对照体例的先河。这幅图本身未保存下来,现存西安碑林的两幅石刻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据说都是后人根据它改编的。
      这两幅石刻地图是传世最早的地图实物,它们都出自宋人的手笔,刻成于1137年。当时大量绘制的地图除上文提及的不同年代的《十八路图》外,还有出于对边疆问题的焦虑而绘制的边境图及军用图,如《通志·艺文略》所载《大辽对境图》、《大金对境图》,《玉海》卷14所载《咸平河西陇右图》、《祥符山川城寨图》等,为数极多,可惜后来都失传了。得以流传至今的这两幅地图采用石刻作为载体,应该说是一个创造。
     《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图名下小注“每方折地百里”,旁边还有三行标记:“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其底图为北宋时制度,河流和海岸轮廓画得相当精确。《华夷图》有“唐贾魏公(耽)图”的小注,但显然也出自宋人的手笔。该图不画方,基本格局比较粗略。图上很突出地画出长城的位置,四周有不少关于异族的文字说明。此外还有一幅地图刻石保存在苏州孔庙,名《地理图》,刻于1247年;其精度与《禹迹图》不能相侔,风格深受与山水画相结合的绘图传统的影响。
      传世的宋人地图还有一些印刷品,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现存日本的《历代地理指掌图》[11],该图集包含自上古至宋代的44幅历史地图,但绘制较为粗略。
      元代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图学家朱思本(1273-1337),他根据游历、考察所得的新资料,并参考旧地图和文献,编绘成《舆地图》2卷。其图长广七尺,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异域不详之处则阙疑;曾刻石于龙虎山,后不传。明人罗洪先(1504-1564)在其基础上增补资料,改编成《广舆图》,将行政区划更为明代制度,并分成小幅,刊刻成图集。80年后陈组绶又据《广舆图》改编成《皇明职方地图》,对资料作了补充,图幅也作了增补。
明初还留下了一种特殊的地图,即《郑和航海图》。它与陆地上的地图大相径庭,图上并不按照沿途地物的实际方位,只把左右两边经过的重要地点分别标在航线的两侧,而与航行无关的许多地段都被省略。因此图面非常失真,缺乏统一的比例尺。显然这种地图有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应该是从宋代传下来的。
      明代后期中国地图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东来,带来了用西法绘制的万国全图,并于1584年取名《山海舆地全图》用中文出版,随后又多次增订、翻版。其法采用经纬度定位,远比我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来得精确。从此揭开了用西法绘制中国地图的序幕。利玛窦之后,艾儒略撰有《职方外纪》,南怀仁撰有《坤舆全图》。受此影响,终致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清廷组织一批传教士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大地测量,1718年完成《皇舆全览图》,藏之内府。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之后,又组织测绘了《西域图志》,并于1761年由蒋友仁将《皇舆全览图》添加西藏、新疆编绘成《十三排皇舆全图》,亦称《乾隆内府舆图》。
      可惜此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我国地图测绘水平停滞不前,而且康、乾两朝用西法绘制的舆图又深藏内府,直到同治年间胡林翼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才渐渐流通,成为一般舆图的蓝本。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图》,它是传统沿革地图的集大成者,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中国最好的历史地图集,其底图便是《乾隆内府地图》。民国以后,自清末以降进行大地测量的成果陆续问世,这一状况才渐次得以改变。
四、地理考察及其著述
      野外考察是地理知识的最初源头。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与野外考察之间的关系,如今已不甚明朗,因为它们都已经过了深度加工。《禹贡》是一部高度综合性的著作,自不必说;《史记》、《汉书》中的地理篇章,也不再有野外考察记录的痕迹。稍微比较接近的是《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辑朱赣《风俗》部分,但如此系统深入而分布范围广阔的地理资料,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个人的地理经验;只有《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域外地理状况,应该是依据张骞的报告。比较而言,考察意味更为明显的是《五藏山经》,然而其中那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地理现象,恐怕主要是浪漫主义想象的产物。
      不过既然知识积累到如此程度,说明当时的地理考察已相当发达;未能留下原始记录,主要可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缺乏足够的记录媒介。这一状况直到汉魏以后才得以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人口移动和民族迁徙空前频繁、地理经验变迁十分剧烈的时代,陈桥驿先生曾将4-6世纪这一段形象地描述为“地理大交流”[12]。其结果当然是导致地理著作的不断涌现。而早在东汉,撰写区域性的地理著作已渐成风气,如卢埴《冀州风土记》、圈称《陈留风俗传》以及杨孚的《交州异物志》和《临海水土记》之类。这些著作的全貌已不可得见,但从其它著作征引的残篇断简来看,它们的考察经验是相当直接的。魏晋以降,这类著作愈发昌盛。仅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所录,计东汉9种,三国时期魏16种、蜀4种、吴19种,两晋十六国时期67种,南朝宋55种、齐8种、梁9种、陈7种以及时代不详12种,北朝34种[13]。其中,不少地方都有多种同名或书名近似的著作,如荆州即有晋范汪、宋庾仲雍、盛弘之、郭仲产、齐刘澄之所作的数家《荆州记》和梁萧世诚《荆南地志》、佚名的《荆州图记》、《荆州图副》、《荆州图记》等,《交州记》、《广州记》、《益州记》、《吴地记》、《寻阳记》、《南康记》、《永嘉记》、《湘州记》等也都有不同作者所撰的多种。
      可惜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这些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都已经佚失。所幸在其它著作中还保存一些吉光片羽,其中最为集中的是《水经注》。过去不少人认为,《水经注》是郦道元进行实地调查、亲自寻访探求的结果,这一看法与事实不符。《水经注》中标明引用的书籍达400多种,而没有说明出处的地方,实际上也往往是引用前人著作。如脍炙人口的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便出自盛弘之《荆州记》[14]。郦道元并不是一个旅行家,他足迹所及的范围有限,南朝境内根本就没有到过。该书主要是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编成的。
      随着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西行求法也渐成潮流。其中,东晋末年游历西土回国的法显曾撰写一部回忆录,叙述其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见闻,这便是留传至今的《法显传》,或名《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该书的资料曾被郦道元采入《水经注》中。其后唐初玄奘西游回国后也曾留下一部口述自传《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亲身游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的情况。稍后又有义净,曾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也有不少记录沿途见闻的内容。这些著作后先辉映,成为研究当时中亚、南亚史地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但隋唐时期关于国内的地理考察较之此前却发展不多。或者说,就观察而言不无进步,而地理著作则乏善可陈。此时沿袭南北朝风气,各地志书的撰述仍不绝如缕,但其中地理观察的意味大不如以前。就连一些著名的山水文学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其重点亦在主观世界而非客观知识。此时值得关注的倒是一些单篇的文章,如各地的厅壁记、碑记以及某些赠序、碑序之类,其中常有一些区域地理状况的概述,这些概述往往是地理观察的结果。
      宋代是我国地理观察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时期,无论观察的深度还是地理著述的丰富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根据野外考察所得提出了多项地理学说。其一是沉积成陆说,即“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他根据太行山“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便断定“此乃昔之海滨”。此前虽有人注意到海陆变换的可能,如颜直卿在《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写道麻姑曾“见东海三为桑田”[15],但对于变化的过程缺乏说明。沈括认为:“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为这一现象给出了一个科学解释。其二是以温州雁荡山为例提出侵蚀学说,认为山体“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而负地形“皆是水凿之穴”;连类而及,沈括断定黄土涧中的地貌“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这两项学说比西方提出早600年。其三是发现地域分异规律。他注意到“地气”对形成自然景观的作用:“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所谓“地气”显然指热量。这是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他注意到“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是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这些地域分异现象唐人曾分别有所觉察,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沈括这一发现较俄国学者道库恰耶夫提出地带性学说早800余年。
     《梦溪笔谈》无疑代表了宋代地理观察的最高水平,但该书并不算一部地理著作。宋代地理观察的结果更集中地表现在游记中。这一文体在唐代只是一些单篇的文章,至此发展成一种著述之体,出现了篇幅呈专书状态的游记。其中最著名当推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事实上这类著作当时颇有不少,范成大即另有《骖鸾录》、《揽辔录》,其它如张舜民《郴行录》、楼錀《北行日录》等等,不胜枚举。
      值得指出的是,宋人的求实精神相当强。因而宋人的游记不像此前的山水文学作品那样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试比较《吴船录》、《入蜀记》和《水经注》对长江两岸景物的描写,可以看到范、陆二公在记载沿途所见所闻之余,还间以考证,其间景色、风土、情怀、历史交相辉映,文笔优美而不夸诞,堪称辞采与征实的完美结合。而这正是宋人的典型风格。
除了游记,宋代还留下了一些笔记体的地理考察著作,如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类。其中较突出的是记述异族以至异国的《溪蛮丛笑》、《岭外代答》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些著作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整理,不再以行踪而以知识的类别为线索,与游记可谓各有千秋。
      元代的文化水准较之宋代明显低落,但其时地理考察则颇有值得称述之处。元世祖时,命都实“往求河源”,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黄河河源考察。都实曾到达星宿海,其经历被撰为《河源志》,后被改编为《元史·地理志》附录。其结果已以今黄河正源卡日曲为河源。此外还产生了两部著名的游记,其一是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反映了蒙古高原北部的地理情况;另一部是刘郁笔录的《西使记》,记述旅行家常德往返中亚的沿途见闻。
      也正是从元代开始,我国的域外地理考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前主要是通过陆路;即便偶尔假道海路,如南北朝隋唐时期部分西行求法的高僧,也往往只是假道而已,旅行者对于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不感兴趣。宋代海路交通渐趋发达,但当时出海者并没有撰述其海外见闻,现存《诸蕃志》所载虽皆海外之事,而资料主要得自耳食。此时出现了两部取道海路交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其一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以作者往返三载的闻见为基础;其二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附舶海外所经数十国的地理状况。这些资料大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入明不久,又出现了三部性质类似的域外地理著作,即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三位作者都曾是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其中马欢且曾充当翻译。各书大抵以亲身见闻写成,所记内容不尽相同,而著述方式大同小异。当时所谓西洋即今南洋西部及印度洋北部。个中资料曾被其它许多著作引录、利用,甚至有由此改编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小说出现,足见其社会影响之巨。
      明中叶以后,地理考察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此时社会上旅游之风甚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旅行家群体[16]。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霞客和王士性。
      自1928年丁文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以来,有关的研究已可谓汗牛充栋;成立了学会,出版了学刊。但评价未免有点过高。丁文江认为是徐霞客发现了长江江源,经过谭其骧先生辩析,实则“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17],他只是纠正了“岷山导江”的传统错误。又,不少人认为《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自山川、地貌、动植物、矿产、手工业、居民点、物价到民情风俗、民族关系、边陲防务都很关注,实际上与同时期其它著作相较,该书人文方面的内容有限。
      不过徐 霞客当然有其伟大之处:首先,中国人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绝少超乎功利的科学精神,而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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