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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津为中心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

吴松弟/樊如森     2013-10-15

      2006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北京建成“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不再强调其“经济中心”职能。3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又一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强调指出,要突出天津的发展特色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增强和完善滨海新区为区域服务的综合功能,充分发挥天津在环渤海区域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两相比较,我们认为,这既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回归,也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长期以来,北方的经济中心就是天津而不是北京。
一、从北京的门户到华北的商业中心
      今天的北京,很早就是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交错带上的军事堡垒和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而自元代开始,它又成了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
然而,北京之所以成为都城,主要在于其军事位置的极端重要;若就经济上的合理性来讲,实在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受周围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在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的时候,经济上就没有完全自给过;成为制驭全国的统治中枢以后,其经济上的缺口就更大了。所以,自元代以降,历界中央政府无不把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特别是解决人数众多的官员、兵丁和市民的粮食,当作压倒一切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其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开挖运河和开辟沿海航线,把南方的粮食大量地漕运到京城。
这样,处在漕粮河运和海运中枢位置的今天津地区,其交通和军事地位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其具体体现是,金、元两朝相继设置了直沽寨、海津镇;明政府在这里置建了天津三卫;清政府先是将天津三卫合一,又将天津卫又升置为天津州和直隶州,并于1731年又升之为天津府,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等六县一州。从而使天津成为北京军事上的门户、经济上的漕粮转运枢纽和渔盐供给地、政治上的近畿“首邑”。到清代中期,天津已经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了(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二、从北方的洋务中心到经济中心
      根据1860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北京条约》续约,天津成为继牛庄(营口)、登州(烟台)之后的北方第三个通商口岸。自1860年12月起,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等九国列强,先后在天津建立了本国的租界和领事馆,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设立租界国别最多的通商口岸。
      为了适应中外关系变化的新形势,1861年,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办理北方三个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到天津就职。同时,为增强其实际控制权力,将原长芦巡盐御史裁撤,盐务、经费及衙署皆归三口通商大臣统领。所有三口洋务的处置,随时知照在京的总理衙门。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接管原“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常年驻守天津,不再回保定办公。这样,握有清政府重要实权的李鸿章,便以天津为基地,积极筹划各项洋务事宜,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袁世凯继任以后,又对天津的各项近代事业,进行了着力的筹划和经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天津的地位。
      经济方面,开埠以后的天津,利用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优越的经济运行环境,大力发展进出口业和近代工商业。到1920-30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
      具体表现在:
      第一,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首先,它拥有比北方任何港口城市都要辽阔得多的经济腹地,“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及热河、辽宁等省都成为他的直接市场圈,同时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吉林、黑龙江诸省的一部分划归他的势力范围以内”。同时,它是北方主要商品出口数值最多的港口城市,不仅成为北方、而且成为全国最大的皮毛、棉花、草帽辫、蛋产品、麻类等商品的出口基地。再者,它的进出口总值,在北方各港中也名列前茅。
      第二,天津是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从而共同构筑起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其整体工业建设成就,遥居北方各城市之上。
      第三,天津也是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1927年以前,总行和分行先后设在天津的现代银行,共有34家之多。它们与城内的258家大小银钱号以及遍布广大腹地的分行、分号一起,通过彼此间密切的业务往来,共同构筑成近代天津及其腹地的金融体系。其银行总数和资本总额等指标,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和北方首位。
      第四,天津还是近代北方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都市。城市人口增长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近代化程度重要指标。就同一个发展时期来看,天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数量,都在北京等城市之上。
      第五,天津是近代北方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到1920-30年代,天津已经形成了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改变了传统天津仅仅是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商品集散转运中心的面貌,改变了传统城市以政治职能为主、经济职能为辅的格局,使天津成为以工业为基础,金融业和商业发达的具有先进的交通通讯的近代开放型城市,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都会。在天津的经济辐射与带动之下,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在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近代化和外向化水平,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从而大大提高了北方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改变了自唐宋以后,北方在全国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使这里重新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近代的天津,确实是近代北方经济发展的称职的好龙头(具体论述,参见樊如森:《天津港口贸易与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1860—1937)》相关章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未刊稿)。
      与此同时,北京却依然是北方最大的消费城市。其经济上除商业比较发达以外,工业上的建树,主要是传统的手工艺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制作,近代化的工业方面却极其有限,如规模比较大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是有铁无钢;名噪一时的清河制呢厂,年产量也不过7000米;就连普通的牙膏、香皂、钉子,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今日北京》,第90页,燕山出版社,1986年)。因此,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事实上都是天津对外贸易和近代工业的经济腹地。
       换句话说,进入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以后,“首都北京的辅助城市”一词,已远远不能定位和涵盖天津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实际了。
三、1950年代以后天津的经济地位受到了北京的巨大冲击
       解放初期,天津经济依然保持了快速的发展。据统计,“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非常快,“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谷书堂:《天津经济概况》,第19-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然而,195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都强调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天津在北方原有的经济中心地位,遂受到了来自北京等地的巨大冲击。
       自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京借助其政治中心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打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旗号,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到1960年代,北京就“由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已有140个门类,形成了以冶金、化工、汽车、电子、机械、建材、轻工、纺织8大行业为主,各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谈到理由,相关专家似是而非地说,“从国际上看,伦敦、巴黎、东京,包括莫斯科等城市,无不以先进的工业为依托。如果工业上不去,北京断难顺利步入知识经济的发展轨道”(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12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
      那么,北京取代天津而成为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后,带来了那些客观结果呢?
      从经济效益上看,“当前,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112页)。
      从生态效益上看,“据分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大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68页)。
      从理论意义上说,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适当发展一些工业,转变单一消费城市的性质,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如果过多地发展并没有多少合理性的重工业,以至同老化工基地天津、老重工业基地唐山争原料、争水源、争动力、争市场,结果不仅直接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额浪费和环境污染,也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应有职能的正常有效发挥(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68-269页)。
      从对华北经济的辐射效果上讲,“京津地区地处要冲,物产丰富,本来是极有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但这么多年下来,京津并未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不仅如此,曾经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天津还更加衰落了,而怀抱京津两大直辖市的河北不仅没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整个华北地区,北京看起来一枝独秀,而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渐式微,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其实,岂止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北京同样也是不堪重负。……北京过分发展工业也让整个华北吞下苦果。放眼华北,我们几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发达的城市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比较一下北京郊区和广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区,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消耗了华北平原大量的资源,不仅没有给华北平原带来富裕,相反,把生态环境恶化留给了他们”(青岛新闻网:《改变自身发展拖累周边省市 北京不做经济中心》,2006-01-17,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6-01/17/content_5901746.htm)。
      显而易见,北京争做经济中心,既不能促进其自身的良性发展,更无助于带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建设。长此以往,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以天津为中心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
      从现代物流的实际情况来看,海运依然是世界市场上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运输渠道,因此,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也好,发展现代工业也好,无不把目光盯在海上运输比较便利的沿海港口城市。发展临海产业带和临港产业,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做法,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茅伯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港口-腹地关系演变的新趋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未刊稿)。
      作为北方经济最具活力的北方地区,实在应当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大力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利于调动北方各城市经济积极性的做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的主导作用,恰当定位各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沿海港口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支点和桥梁作用,积极发展临海型产业,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天津、大连、青岛3个港口城市为龙头,以天津为主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副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中国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关于北京的定位,我们非常赞同王岐山市长的说法,那就是,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
      事实上,从国际上看,不做经济中心丝毫不会影响首都作用的正常发挥,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它们都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北京争做经济中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
从学术规范上讲,有关北方经济中心问题论述的目的,决不应该局限在某一具体城市的狭隘私利上,而要着眼于北方广大地区经济优势的最大发挥和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上。所以,北方经济的中心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只有交给北方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实践进行检验。从近代以来北方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以天津为中心才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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