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文库

湖南派头

张伟然     2013-09-27

      民国湖南耆宿王闿运去世时,湘士熊希龄曾撰有一幅传诵一时的挽联,上联写的是: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三闾大夫,船山遗老。
      这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湖南人对于学术的自信,同时也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湖南学脉的精神归属。
      不过,对于湖南人的学问,湖南人自身和外地人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知。
      早在南宋,那是破天荒有一些学者在湖南从事学术活动,史称“湖湘学派”,朱子风尘仆仆从福建跑到长沙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会讲;才到半个月,便在书信中向友人发表其观感:
      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与曹晋叔书》)
      这可以说是湖南学者、湖南学问最早得到的外地人的评价。
      然而湖南学者自身并不买帐,张栻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论语说序》)
      就是说,在湖南人看来,如果不“躬行”而只是“求所谓知”,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骋空言而远实理”。
      从湖湘学派到王船山,从道光以后人物“第一”的陶澍(张佩纶语)到魏源、以至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诸将帅的道咸经世实学思潮,这种身体力行的思维趣向一直是湖南人求学的精神所在。
      强调力行,因而对于纯学术探讨并不太在意。如果从学术层面进行批评,这样的学问确实未免“骋空言而远实理”。然而反过来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为学目的不在于实践,只是在纸面上进行探讨,非“远实理”而何?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传统的学术思维框架中。
      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清代。
      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流以治经学发端,从音韵、训诂而扩展到古籍整理、经史考证,世称乾嘉汉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个总结:
      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
      对这一点,湖南人当然不乏清醒认识。早在清季,郭嵩焘便写道:
      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罗研生墓志铭》)
郭氏的感觉有点复杂。一方面,他作为典型的湖南学者,很推崇实学、讲究经世致用;但另一方面,他的话里似乎又隐含着一层批评,觉得湖南“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是一种耻辱。
      问题就在怎样理解这一现象。
      从学术主流的角度出发,对湖南人的学问当然是瞧不上眼的。考据学如日中天时,王鸣盛在为元代欧阳玄《圭斋文集》所作的跋中说:
      此公学本空疏,手笔肤庸,……福位寿考无一不备,又享大名,世所共推,聊存以备一家可耳。
      这一口吻简直令人义愤。王鸣盛著有《十七史商榷》,很多人将其与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并列,称为清代三大考史著作;但实际上,王鸣盛的学问是十分平庸的(据说其为人也相当差劲)。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世时常说,他年轻时读清人的考史著作,对于钱竹汀说出来的东西,有些还想不到,而对于王西庄说出来的,没有一样想不到。先师还以《十七史商榷》中“许邺洛三都”条做过一个分析(文载《历史地理》第7辑),结论是:“王氏此条,无一语不误”。偏偏王某在文中还讥评陈寿“稍病蒙昧”云云。
      王鸣盛藐视欧阳玄的话中可能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是作为一个自以为有学问的考据家对理学家所特有的那种骄傲,这当然是明显的;另一层,作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出来的一个所谓学者,对穷乡僻壤出身、偏偏有“学”有“手笔”又“福位寿考无一不备”的人天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失衡。这后一层意思不敢遽定,但现实中类似的例子颇不少。因而,这一层意思恐怕也不敢说无。
      到了清后期,曾国藩有一番独到的感受: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汉阳刘君家传》)
      这番话,很明显是有所激而然。曾国藩立论向称公允,但对汉学末流的不屑已溢于言表。不用说,一定是崇尚汉学的某些末流对崇尚经世致用的理学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轻狂之态,才使得一向追求平正中和的曾文正公要感到“深悯”。
      再而后,到民国年间,类似的话语可就更明白了。湘中大儒、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85-1956)在他的《积微居回忆录》中记载,民国时学者张孟劬曾对他评论:
      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魏源)不免芜杂,王益吾(王先谦)未能尽除乡气。两君(杨树达、余嘉锡)造诣之美,不类湘学。
      这段话很有意思。讲魏源“芜杂”,当然是讲他的经学。在经学上魏源是今文派,应该说,这绝对不是湘中的学问。可是,他“芜杂”,这只能说是他作为湘中学者而沾染到的乡邦风气。“芜杂”,如果翻译成当时的湖南话,也许就等于“气象博大”、“兼容并包”?
      王先谦是清末湖南大儒,从经到史,都是淹贯博通的,可是居然被评为“乡气”。所谓“乡气”是什么东东?
    《积微居回忆录》中还有一段更有意思的话,说话者是著名的钱玄同,其时则在1920年代:
      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劭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
      这段话中的“君”当然指杨树达,而劭西则是黎锦熙的字。黎氏湘潭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这里面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做人的“湖南风度”,二是做学问的“湖南派头”。依笔者现在的感受,前者应该指的是朴拙笃实,不玩噱头;而后者则是浅陋、芜杂,以至于胡搞、乱来。
应该承认,这种“派头”确实是存在的。笔者常常看到一些论著,根本无须知道作者是谁,只要一闻字里行间的气息,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甚至根本不须读文字,只要瞻仰一下某人的论著目录,便可断定:非湘土不足以产此“大贤”。屡试不爽。
      以上是从外人的角度观察。但反过来,如果站在传统湖湘学统的立场,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当然也有它的理由:为学如果不经世致用,要学它作甚?
      显然是本着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魏源既指斥汉学“饾饤”,又讥讽宋学“陈腐”: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虚玄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默觚下·治篇一》)
      而更奇的是,清末善化(今长沙)人孙鼎臣甚至认为“粤寇之乱”也是因汉学而起。他曾写道:
      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儒林琐记》)
      表面看来,他讲的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汉学只讲音韵训诂而不管人心道德,这样一种学问的流行,必然使得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君不见汉学大本营吴、皖两省在太平天国中遭殃最烈,而终归由宗尚宋儒的湖南书生将其平定。言下之意,多亏还有湖南这样一块地域的存在,要不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这样子谈下去,学问也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
      其实,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来,以上两种认知的角度并不矛盾,它们原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湖南学者崇尚的经世致用之学,用现代术语来表达就是应用研究;而对其加以讥讽、鄙夷的,则提倡的是基础研究,或曰纯学术研究。
      由于古代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当时的纯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而当时的应用研究则充其量只是应用基础研究。
      勿庸讳言,应用研究在学术上与基础研究相比是有差距的。这很正常。但与此同时,要研究应用,就不能不考虑受众,于是道德、义理就不能不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钱穆说:
      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
      应该可以说是平情之论。
      传统湖南人从骨子里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既如此,青春作赋是丈夫情怀,皓首穷经便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了。
      1929年,杨树达痛感除余嘉锡外,“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积微居回忆录》)。而其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邵阳人蒋廷黼(1895-1965),那么优秀的一个近代史学者、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风气者,数年后终于也放不下天下苍生,放下教鞭,步入宦途。
      晚年蒋廷黼与故交、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交谈,李济问他:“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黼反问:“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显然,他对创造历史更感兴趣。
      当一个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时候,学术上是不可能做得很精致的。
      抗战胜利前,湖南卓越的训诂学家曾运乾(1884-1945)病逝于辰溪。其好友杨树达在痛悼之余,对其在湖南学术史上的地位作了一番回顾: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王闿运、王先谦),善化皮氏(皮锡瑞)。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故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曾)星笠一人而已。
      这段话要而不烦,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便是道光年间吴荣光在长沙设湘水校经堂,那里已经“群相矜以汉学”(李肖聃《湘学略》)。钱基博甚至认为从那以后:
      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近百年湖南学风》)
      这当然大大地言过其实。不过,长沙、湘潭二王与其象杨树达说的是承魏源之流,还不如说与这一环境更有关系。
      但应该承认,这二王治学仍未脱湘中习气。
      王先谦(1842-1917)从场面上看绝对一幅汉学家的模样。他于1865年中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回乡后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其治学重考据、校勘,尤以校勘见长,平生校刊古籍数十种,包括《汉书补注》、《合注水经注》等重要典籍,人称“季清巨儒”。
      然而其校勘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杨树达曾批评:“王氏校书太失之机械,不能心知其意”。例如《汉书补注》,他便发现“所采周寿昌说谬误甚多”。周寿昌(约1814-1884)也是长沙人,著有《前汉书校补注》、《后汉书校补注》,其学问当然是典型的湖南做派。
      杨树达是“汉圣”,《汉书补注》不能入他老人家法眼不足为奇。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有类似的评价:
      王益吾为全校本,以聚珍版(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王氏所著书大率如此)。
      梁任公总算心存厚道,对其“无新发明”不甚在意,而只表扬其“最便学者”。应该说,这虽然不算经世,却也不失致了用吧。
      至于王闿运(1833-1916),那是一个“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的怪物。其人不为无才,但妄自尊大。其实他是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介学者的。不得已而做学者,他也是不甘心做一个规行矩步的学者的。他总要表现他个人,标新立异,逞才露己。所作《湘军志》,只重文气词藻的骚人当然叫好不迭,当事而无利害关系的郭嵩焘则认为“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其治学路数,杨树达在读他人著作时顺带说过一句:
      妄相牵附,颇似王湘绮。
      勿庸赘言,这个人在学术上也是典型的“湖南派头”。
      等到湖南人在学术上真正卓有建树,已是民国这批在学术上脱尽乡气的学者兴起之后。杨树达的语言文字学、余嘉锡的目录学成就,已为世所共仰。不幸未享高年、从而未逢1948年中研院院士选举的曾运乾,杨树达评价其为“一代宗师”:
      其《喻母古读考》,当世治音韵者奉为定论。张生清常去岁与余书,谓罗常培近著《音韵学》,赞星(笠)为钱竹汀后一人,非过誉也。
      当然这里面也有个问题,这些人能够在学术上成佛作祖,也搭帮他们做人方面的“湖南风度”。
      湖南人不信邪,只信自己苦干、硬干乃至蛮干。因而湖南人如果对学问真的感起兴趣,其勤苦往往非外地人可比。职是之故,湖南人往往可以不受正规教育而能成为大学者。
      现代以来湖南籍的著名学者中,有很多人是根本没有象样学历的。余嘉锡,就是靠读《四库全书总目》读成1948年中研院院士的。卓有建树的文献学大家张舜徽,也就是受到余嘉锡的激励而自学成才的。还有,沈从文,当初从湘西独自跑到北京时,只受过小学教育;到后来环境不允许他创作了,他硬是转行成为一个研究服饰史的专家。
      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其它地方也会有类似的例子么?有,但肯定不会象湖南那样突出。
      作为这一现象的副产品,如果一个湖南人没摸着路,那结果会异常可悲。他也会找死地往前走,一身泥,一身水。而他本人肯定还自鸣得意,很有成就感。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颇不少。
      湖南人不迷信权威,往往有奇思妙想。因而,如果具备了把某件事做好的能力,往往会做得特别出色。
      我们随便可以发现湖南人做学问做得特别漂亮的例子。截断众流,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人的痒处挠着。最突出的莫过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同类著作现在已无虑数百种,可没有一种能象他那样,寥寥数万字,硬是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关节讲得举重若轻,清清楚楚。
没有繁琐的考证,没有无谓的铺叙,有的只是把其它书翻烂都翻不到的真知灼见。
      读这样的著作你会得到一种感觉:痛快!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湖南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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